音樂圖像學的歷史現狀與未來發展芻議

【內容提要】音樂圖像學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的新型藝術文化學科，其學科體系的發展完善要靠科學發展觀和科學的實踐體系的有機結合。通過對該學科形成與發展的歷史、現狀與未來作簡要的回顧總結與思考展望，深感今后必須加強外聯構筑學科網絡體系、內部挖潛完善學科教研體系、突出特色建立可持續發展體系等學科建設與發展的初步設想與目標定位。希望學界同仁對此予以關注，共同開創中國音樂圖像學學科發展的歷史新紀元。

【關 鍵 詞】音樂學/圖像學/藝術學/文化學

【作者簡介】李榮有(1956～)，男，杭州師范學院藝術學研究所所長，音樂藝術學院教授。

一、學科形成與發展簡況

音樂圖像學(Musical Iconography)是由音樂學和圖像學兩個不同意義的現代學科結合而成的新興交叉學科，從其字面意義看，就意味著要對以音樂為題材的美術作品的研究。而實質上音樂圖像學的研究，則必須和藝術本體之外的歷史學、文化學、社會學、民俗學、宗教學、人類學等學科產生密切的聯系，吸收多學科知識的源泉，借鑒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和優秀成果，方能完成本學科的預定計劃任務，實現本學科的最終目的。如同西方其他諸多術語的產生，“圖像研究”(Iconography)和“圖像學”(Iconology)由希臘語組合而成，最初它僅僅用于研究古代紋章、圖案與錢幣考據，后來逐步擴展到對各種不同類型、不同題材藝術圖像的文化學意義闡釋研究等領域，并漸漸地形成了諸多新的交叉學科[1] (p. 196)①。

將音樂圖像學作為一門具有獨立意義的現代學科提出，始于二十世紀初的西方國家，最初只是零星的發表了一些論文，之后又相繼涌現了一大批音樂圖像學研究的論著，并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了獨立的學科教育與學術研究體系。和音樂學的許多研究領域一樣，一些德語國家的學者率先作了諸多開拓性工作，發表了一批有較大影響的論著，如德國學者G·金斯基(G. Kinsky)出版于1930年的《圖片音樂史》[3]，對于音樂圖像學學科地位的確立與發展等方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從20世紀50年代末起，音樂圖像學在藝術史研究的推動下有了進一步的深入發展，重要的著作有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圖像學研究》[4]、科馬(Karl Micheal Komma)的《圖片音樂史》[5]、F. 勒蘇爾(Francois Lesure)的《音樂、美術與社會》[6]，美國學者溫特尼茨(Emanuel Winternitz)的《西方美術中的樂器及其象征意義》[7] 等。

1961年以來，由德國萊比錫音樂出版社陸續出版的《音樂史中的圖像》[8] 系列，成為迄今為止規模最大、包容范圍最廣的音樂圖像學著作。這套大型圖片叢書分為民族音樂、遠古音樂、中世紀與文藝復興、近現代四大系列，每一系列再分為10卷，每卷由一位學者編輯和撰寫說明文字，全套叢書共40卷，為音樂史學和民族音樂學研究提供了空前豐富的圖像資料，使研究者可以從中獲得許多有益的啟示。可以說這套叢書的每一卷都是一本很有價值的學術專著，特別可貴之處是它完全擺脫了西方過去此類著作以歐洲為主線的方法，把全世界各民族的音樂文化放到了同等的地位，非歐洲音樂史和傳統與民間音樂的圖片在其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從而大大地促進了各國學者對其他民族音樂文化的了解。這一時期以樂器為主題的專著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美國學者溫特尼茨(Emanuel Winternitz)的《西方美術中的樂器及其象征意義》[7]，R. 查爾斯(R. Charles)的《油畫中的樂器》[9] 等。溫特尼茨的著作沒有停留在對樂器本身的描繪和展示上，而是在樂器本體闡釋的基礎上，進而集中探索了音樂圖像中樂器的象征性，特別是象征意義問題，從而使研究工作更具有文化史的深度。即如學界所公認的那樣，音樂圖像學逐步把音樂圖像擴大到整個藝術史、社會文化史的范圍中進行研究和闡釋，形成了具有系統學科理論和豐碩研究成果的學科發展氛圍和學科體系。20世紀70年代初，霍華德·梅爾(Howard Mayer)、瓊·拉塞爾(Joan Lascelle)所著《音樂圖像學》[10]，則對音樂圖像學研究成果文獻進行收集、梳理和分類編目、著錄，為國際音樂學界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參考資料。

隨著音樂圖像學學科體系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得以確立和發展，學科教育與學術研究成果的不斷涌現，世界各國各民族的廣大學者之間很快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內聚力，在經過了有序的互動與醞釀之后，最終達成一種共識，即建立一個世界性的學術研究機構，以全面推動和繁榮音樂圖像學學科教育與學術研究事業。1971年國際音樂圖像學學會在瑞士正式成立[11]，它標志著世界性音樂圖像學學科體系的誕生，而且在之后的國際間學術交流與傳播、學術創新與發展等方面，確確實實起到了核心、調控與協調等多種作用。

20世紀80年代以來，音樂圖像學學術研究日趨活躍，從1986年到1996年的10年時間里，國際音樂圖像學學會就成功地組織舉辦了8次國際會議[2] (第5頁)，標志著其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的飛速發展。簡況如下：

第一次：1986年6月9日——6月14日，由荷蘭海牙市博物館承辦，主要議題是“在民俗學和非西方藝術研究中的音樂圖像學的方法”。有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丹麥、芬蘭、德國、意大利、荷蘭、美國等國家學者參會。

第二次：1988年5月舉行，由意大利波倫亞大學贊助舉辦，主要議題是“視覺藝術中的北地中海民間音樂”，參會者多來自希臘、南斯拉夫、意大利、葡萄牙、德國、美國等。

第三次：1990年5月舉行，由希臘薩洛尼卡大學主持召開，主要議題為“古希臘藝術中的希臘音樂精神”，與會者主要來自法國、德國、希臘、瑞士、美國等。

第四次：1991年9月在烏茲別克舉行，由烏茲別克作曲家協會、蘇聯作曲家協會承辦，主要議題為“中亞視覺藝術中的音樂”，有來自法國、德國、意大利、美國以及阿塞拜疆、俄羅斯、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等國家的學者。

第五次：1993年8月在德國海因里希·許茨紀念館舉行，主要議題為“形象與實在：對音樂的列隊行進之描繪，1600～1775”，與會學者多來自奧地利、比利時、法國、德國、西班牙等。

第六次：1994年12月30日至1995年1月3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和拉馬特甘召開，由巴蘭大學與國際傳統音樂理事會下設的音樂考古學會聯合舉辦，主要議題為“音樂形象與圣經”，與會學者多來自奧地利、保加利亞、中國、法國、德國、匈牙利、以色列、意大利、日本、俄羅斯、美國等。

第七次：1995年6月在奧地利召開，由因斯布魯克大學與國際傳統音樂理事會下屬的舞蹈學會聯合舉辦。主要議題為“在舞蹈圖像里的形象與實在”，與會學者多來自亞美尼亞、奧地利、保加利亞、丹麥、德國、希臘、匈牙利、克羅地亞、塞爾維亞、日本、美國等。

第八次：1996年5月在西班牙巴里阿德大學舉行，主要議題為“在大眾節日與貴族節日的圖像中的樂器，南歐，1500～1750”，與會學者來自奧地利、法國、德國、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美國等[2] (第6頁)。

由上可見，最初確定每兩年召開一次國際性例會，后由于多種需要改為一年一次，會議議題多以主辦國周邊區域內的音樂圖像研究為主，而由于種種原因，中國學者只有其中的一次參加了會議。

這些會議的成功召開，對促進音樂圖像學這一新興學科的學科體系、理論體系、學術體系等的發展完善，加強各國學者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介紹與推廣新的研究成果，探討更為科學的分析、闡釋的方法體系，促進跨學科的合作，以及推進主辦國該領域研究等方面貢獻卓著。由于音樂圖像學是一門多領域交叉的學科，需要具有專門知識的各方學者的通力合作，才能共同推進這一學科的發展，由此也吸引了眾多音樂學家、藝術史學家、文藝學家、人類學家、民俗學家和博物館管理者等參加了以上會議和研討。

二、中國學界的探研歷程

作為音樂圖像學現代學科體系的構建，中國明顯遲于西方國家數十年時間，而中國學界對于音樂圖像學術研究的歷史，卻可追溯到北宋年間的金石學興起階段(中國考古學的濫觴階段)，當時主要以遺存或出土古代青銅器和石刻上的圖像為研究對象，偏重于著錄和考證文字資料，以達到正經補史的目的。我們權且把這一歷史分為如下幾個階段：

1、早期發現階段。北宋時期肇創的“金石學”，開啟了專書著述的歷史。所見較有代表性的有歐陽修成書于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的《集古錄》[12]，趙明誠的《金石錄》[13]，開始直接記錄了山東嘉祥武氏祠地面上的畫像石資料(參見[14]，第17頁)，涉及內容雖然不多，卻產生了重大影響。洪適的《隸釋》[15]、《隸續》[15] 則記錄了四川夾江楊宗闕、梓潼賈公闕等的畫像(參見[14]，第17頁)。這一時期金石學發展較快，其研究方法有著錄、摹寫、考釋、評述等方面。

最早集中出現音樂類畫像的《金石學》著作，當屬呂大臨完成于元祐七年(1092年)的《考古圖》[16]，后又有《續考古圖》[16] 共10卷，首次分門別類的收錄了少量傳世和出土的鐘、磬、鎛、錞于等樂器畫像，精心摹繪圖形、銘文，記錄尺寸、重量等，成為一部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杰作，并由此開啟了漢畫像及其他各類音樂圖像收集與研究的歷史。

除金石學家之外，一些科學家也對此有所關注。如北宋的科學家沈括，在其成書于元祐年間(1086—1093)的《夢溪筆談》中記載：“濟州金鄉縣發一古冢，乃漢大司徒朱鮪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樂架之類。”并對古代編鐘的形制與音響之間的關系作過探討，發現“古編鐘皆扁如合瓦。蓋鐘圓則聲長，扁則聲短。聲短則節，聲長則曲。節短處聲皆相亂，不成音律。后人不知此意，悉為圓鐘。急叩之多晃晃爾，清濁不復可辨”(《補筆談》)[17] (卷1)。之后又有王黼等人的《博古圖》(1123年)[18]，薛尚功《歷代的鐘鼎彝器款識法貼》(1144年)[19] 兩部金石學著作，收錄古代樂器資料較多。

元、明時期，由于政治觀念等的原因，學風漸變為惡實學，輕考證，金石之學難以為繼，著述甚少，出現了一個冷落的時期。

清代，金石學又趨于繁盛，并形成了乾嘉時期的所謂“乾嘉學派”。當時據清宮所藏銅(樂)器“御纂”的《西清古鑒》、《寧壽鑒古》、《西清續鑒甲編》和《西清續鑒乙編》合稱《乾隆四鑒》[20]。乾嘉學派的興起，為漢畫像的發現和研究帶來了新的契機，以至于武氏祠畫像得以重見天日(1786年秋)，發現者時任濟寧運和同知的浙江人黃易，被譽為中國田野考古“第一人”(參見[14]，第18頁)。

清光緒年間，漢畫磚也相繼被發現。公元1877年，在四川成都新繁縣出土了八方畫像磚，由此也開啟了收集和研究漢畫像磚的歷史。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心各種圖像的收集整理工作，其搜集的范圍也由地上擴大到地下墓室，大量不同品類、不同內容和風格的音樂圖像資料得以相繼問世，并受到廣大學人的高度重視，魯迅先生就曾多次托請各地學人，代為尋訪拓印如游獵、鹵簿、樂舞、宴饗等可見兩漢風俗的石(磚)畫像，目的是在國外發表，以擴大影響(參見[21]，第30-31頁)。

1935年10月10日，在東漢光武帝劉秀的故鄉——南陽，我國首座專門展放漢畫像石的“南陽漢畫館”落成典禮，為這些稀世珍寶安置了立身之所(參見[14]，第30頁)。故自呂氏《考古圖》(1092)[16] 的問世至新中國成立以前，是廣大學人自發自愿地對進行圖像資料的收集梳理，向世人初步介紹圖像音樂文物的階段，可稱其為圖像類音樂文物發現與研究的早期階段。

2、科學開發階段。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古代歷史文物的發掘與研究工作，正式納入國家政府的計劃之中，建立了各級、各類專門的文物考古與研究機構，使各類音樂文物的開發研究也逐步由無序變為有序，科學地發掘與考證研究工作穩步進行，并不斷取得新的突破。隨著大量珍貴的墓葬圖像音樂文物的出土，為古代音樂文化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參考資料。

數十年來，對于出土音樂圖像學術價值的開發研究與利用，許多學者已投注了大量心力，并不失時機地將新的研究成果運用到教學與科研工作之中。如在楊蔭瀏先生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1964上、1981下)[22]，吳釗、劉東升先生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略》(1983)[23] 等音樂史學論著中，均使用了大批出土古代樂舞藝術圖像，作為一種有形的音樂史料，有效地改變了中國古代音樂史無形、無聲的局限。

在資料的收集梳理與研究方面，中國音樂研究所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及時地把來自全國各地的音樂圖像分門別類編輯成冊，從1954年至1964年，十年間出版《中國音樂史參考圖片》[24] 九輯，其中除各類音樂圖像外，還附有專論和說明文字。事實上，這些文字說明，亦屬于圖像學研究之專論。至80年代初，中國音樂研究所資料室已收藏圖像2萬余幅，成為一個豐富多彩的音樂圖像的寶庫。1985年，德國著名音樂圖像學家維爾納·巴赫曼先生訪華，首次把西方音樂圖像學的學科理論及方法介紹到中國，而當他參觀了中國音研所陳列室后，深有感慨地說：“真沒想到，中國古代音樂文化是那么絢麗多彩，你們是巨人，我們歐洲只是侏儒。”(轉引自[11]，第8頁)故此階段堪稱為中國音樂圖像學術研究科學開發的階段。

3、專題研究階段。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內政治生活的穩定，極左思潮的清除，科研機構的迅速恢復和開展正常的研究工作，特別是國外各種學術思潮如音樂社會學、音樂民俗學、音樂地理學、音樂民族學、音樂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相繼傳入國內，為學術界進一步解放思想、開闊觀念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也為創建相關學科體系帶來了良好的契機。在學科建設方面，音樂考古學這一學科體系較早孕育成熟。1982年，中國藝術研究院初設音樂考古專業碩士點，它表明我國已經具備了培養音樂考古專業高等專門人才的條件和能力，標志著這一學科的誕生。自1985年開始正規招生以來，已為國家培養了許多碩士、博士等高級專門人才。1989年，武漢音樂學院音樂學系開設音樂考古本科專業，后又招收碩士生，與此同時，西安音樂學院也相繼開設了音樂考古學的古樂器學課程以及招收研究生，從而形成了遙相呼應的犄角之勢并逐步結成網絡體系，使這一學科初步形成了階梯式形態，具有了更加廣泛的社會屬性。之后又有部分學者零星地招收培養了音樂圖像學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武漢音樂學院2002年以來還為本科生開設了音樂圖像學普修課程，使這種學科發展的氛圍日趨濃烈，并為音樂圖像學學科體系的確立和發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成立于1990年的中國漢畫學會(國家一級學會)，是一個匯集了文博考古界、文化藝術界及自然科學界等社會各界的學者，形成了圖像學研究領域群英薈萃的龐大學術研究陣地，反映出各學科之間的相互融合滲透與相互借鑒協作已成為一種時代學術精神的象征和發展趨勢。這種跨學科的學術研究組織和舉辦的一系列學術活動，其突出優長是能更加及時、直接地吸收借鑒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在互相啟發、互相影響和互相促進中，推動學術研究工作的進展，提升學術研究工作的價值，同時也從另一側面極大地促進了中國音樂圖像學學科理論的孕育和學術研究工作的進展。

十余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匯聚到音樂圖像學的研究領域，從不同的途徑和角度考據論證，著書立說，各類學術論著相繼面世，如牛龍菲《嘉峪關魏晉墓磚壁畫樂器考》(1981)[25]，莊壯《敦煌石窟音樂》(1984)[26]，牛龍菲《古樂發隱——嘉峪關魏晉墓室磚畫樂器考證新一版》(1985)[27]，中央民族學院編著《中國少數民族樂器志》(1986)[28]，劉東升等編著《中國樂器圖志》(1987)[29]，中國音樂研究所編著《中國音樂史圖鑒》(1988)[30]，廖奔《宋元戲曲文物與民俗》(1989)[31]，《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1989)[32]，蕭亢達《漢代樂舞百戲藝術研究》(1991)[33]，牛龍菲《敦煌壁畫樂史資料總錄與研究》(1991)[34]，趙沨主編《中國樂器》(1991)[35]，中國音樂研究所編著《中國樂器圖鑒》(1992)[36]，周到《漢畫與戲曲文物》(1992)[37]，黃翔鵬、王子初總主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1996-陸續出版)[38]，董錫玖、劉峻驤《中國舞蹈藝術史圖鑒》(1997)[39]，應有勤《中國民族樂器圖卷》(1997)[40]，吳釗《追尋失去的音樂足跡——圖說中國音樂史》(1999)[41]，馮雙白等《圖說中國舞蹈史》(2001)[42]，李榮有《漢畫像的音樂學研究》(2001)[14]，鄭汝中《敦煌壁畫樂舞研究》(2002)[43]，李麗芳、楊海濤《凝固的旋律——納西族音樂圖像學的構架與審美闡釋》(2002)[2] 等。這些學術專著的問世，為中國音樂圖像學學科建設奠定了豐厚的理論與實踐基礎。

由上可見，音樂圖像學的學科體系首先在西方國家孕育誕生，但中國學者對音樂圖像的學術性研究卻有著悠久的歷史，自北宋時期以來，歷代都有音樂圖像研究的經驗積累和不同類別的研究成果，中國古代音樂圖像的藏量和質量均優于西方國家，中國音樂圖像學學科教育與研究潛在著巨大的發展活力。

三、新起點與新的思路

隨著學術觀念的不斷改變和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入，音樂圖像學研究已逐步成為中國學界共同關注的焦點，成為彌補古代音樂史記載的嚴重不足，探究音樂文化藝術發生與發展規律的最為重要的途徑之一。有幸的是，由于杭州師范學院在漢畫藝術研究的不同側面，如音樂學、美術學、文化學、民俗學等多學科交叉的領域，形成了一個學術研究群體團隊，并已圓滿完成國家級、省部級科研項目多個，推出批量學術研究成果，在學術界形成一定的影響。2003年度《藝術學》二級學科一舉獲得國家批準，藝術(音樂)圖像研究作為學科第一專業方向開始招生，它標志著一個相對持久、穩定的綜合性藝術教育與音樂圖像學研究之路的開啟，同時也給我們提出了新的課題目標和要求。在新的起點下，我們的初步想法如下：

1、加強外聯，構筑學科網絡體系。學科機制的建立，無異于為我們搭建了一個廣闊的發展平臺和空間。然而，如前所述，中國音樂圖像學學科一直處于潛學科地位，其學術研究和學術教育多屬于部分學者個體性行為，作為一個剛剛起步的新興交叉學科，其學科的教研工作尚處在初始階段，面臨著構筑與完善學科的基礎理論體系、功能結構體系、教育教研體系、學術機制體系等艱巨而繁重的任務，又由于其多學科交叉的特性，怎樣準確地把握它的學科性質和意義，怎樣處理好各種錯綜復雜的學科關系，怎樣才能使其快速進入正確的發展軌道等，目前尚無現成的理論和模式可供借鑒，而這單靠我們一個學科點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這就需要我們必須進一步加強外聯與合作，多渠道、多途徑的吸納與聯合國內外高層次的人力與物力資源，以便于更加及時快捷地全面吸收利用先進的學術理念、學術方法和優秀的科研成果，特別是要在國內學術界形成一個學術機制共建、學術資源共享的網絡體系，使學科的發展具有前瞻性，計劃性，避免盲目性。

據此，首先必須全面掌握國際音樂圖像學學科發展的現狀和動態，縱向吸收與借鑒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國家音樂圖像學學科發展的成功經驗和成果，并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制定長遠發展規劃和近期發展的目標，具體可采取利用互聯網廣泛的收集各種信息，開展長短期學術性互動互訪，派遣留學生和訪問學者，舉辦不同形式的學術交流活動，翻譯引入國際學界最新學術動態、學術理念、研究方法和優秀成果，把它國它民族的優長和精華全面吸收利用到中國音樂圖像學學科建設中來。

其次，要進一步加強國內學術界更加深入系統的互動與聯合，橫向借鑒周邊相關學科的理念精華和優質成果，如采用人才的活性引進與聘任、學科共建、合作開展科研攻關、共同編寫教材以及通過創辦學術刊物等多種方式，共同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為學術研討與學術推介提供更加廣闊的空間，逐步實現學術資源與學術成果共享互為的現代學術機制，讓不同地域、不同學科歸屬的廣大學者，直接或間接地匯集到中國音樂圖像學學科建設的陣營之中，共同打造本學科可持續發展的良好基礎。

再者，從其表象上看，音樂圖像學是由音樂學與圖像學兩個學科體系交叉融合而成的音樂理論學科，而由于音樂藝術是社會歷史文化整體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各種不同文化藝術的體系之間又都存在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在所見的古代樂舞藝術圖像中也多非孤立地表現音樂本體的內容，而是集中、精煉地反映了當時社會文化生活的基本概況和精神風貌，即使是在現代意義上的各個藝術學科門類之間，這種與之俱來的固有關系依然十分密切，特別是對古代音樂文化的考證研究，若僅僅局限于目前劃分的音樂學科內的知識范圍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借鑒和利用相關文化藝術學科的方法和成果，方能獲得該學科的生存價值和實際意義。故從其現代意義上講，特別是在藝術學學科的框架之下，則進一步賦予了該學科更加廣泛的文化含義。因此，就音樂圖像學的學科定位問題，我們既可以仍然把之歸屬于音樂學、音樂史學等學科的分支學科，又應根據其廣袤的學理意義及在二十一世紀全球性文化場中的普遍意義，把之看成是一個新興的橫跨音樂學、美術學、歷史學、文化學、社會學、民俗學、心理學、民族學、人類學等多個學科的綜合性前沿人文藝術學科，只有這樣突破原有學科框架理念的束縛，根據該學科全新的學理性質與意義，重新確定其適宜的發展目標，才能確立其正確的發展定位，才能在未來的歷史進程中取得最為理想的學科發展效益。

2、內部挖潛，完善學科教研體系。由于音樂圖像學研究不僅要對圖像中音樂藝術表現的內容及細節進行音樂本體意義上的梳理研究，而且要對其圖像或符號作文化學、社會學、民俗學、民族學、人類學等意義上的解讀，這就需要從事該項研究的人必須學習和掌握以上多學科領域的知識和研究方法。音樂圖像學作為一個新興的綜合性人文藝術學科，特有的宗旨目的決定著其必須根據其實際需求重組其課程結構，以擴大學生的知識層面和學術視野，培養學生對藝術作宏觀了解和整體把握的能力，使學生具備全面的藝術素質和從事綜合性藝術教育與學術研究的基礎條件。

從此意義上講，以多學科、綜合性為其主要特征的高師院校有著豐富的人才資源和學科基礎，這應看成是一種天然的優勢所在。因為較長時期以來，由于我國學科的分類越來越細，一個本來完整完善的學科被切割成七零八落的塊狀或線條，學科與學科之間又逐步形成了固步自封的小型堡壘，缺乏應有的互通與往來，從而造成了學科基礎的薄弱和人才知識結構的單一貧乏。而高師院校具有學科齊全、人才集中的特點，各路人馬很容易匯集于一體，擰成一股繩，就可形成一種強大的學術合力，攻克一些難度較大的課題，這也是目前符合我國國情的一種推動綜合性學科的發展，提高綜合性學術研究能力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目前情況來看，我校雖然已經形成了多學科交叉性質的學科基礎骨架，但從學科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還僅僅是形成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和起點，還有更加艱辛的路程和更為廣大的發展空間需要我們去努力開拓。

首先必須進一步改變施教者的教育理念，一個顯著的特點是，我校藝術(音樂)圖像研究方向是置于藝術學學科框架之下的一個多學科交叉的肌體之中，從其表象上似乎離開了音樂學的學科母體，甚至于有人戲稱其是一種“大雜燴”、“無主體”，而實際上在這更具包容性的博大學術空間里，表面上展現的是多學科知識百川交匯的奇異壯觀和魅力，而由于其研究的主體內容和核心并沒有因此而更張易轍，故最終仍將賦予音樂學本體研究更加深刻的哲理性和更加強勁的生命力。在前不久中央音樂學院等單位聯合舉辦的“全國音樂學研究生教育工作會議”現場，不少人在談論關于“廈大教育模式”問題，按照周暢教授的說法“廈大有著四面環海的自然優勢，難道說還用到游泳池里去游泳嗎？”(大意)即指廈門大學自1999年以來在音樂學研究生教育中，充分利用綜合性大學的自然優勢，廣開教路，集優組合，倡導“四環”教育理念，引導學生沖破原有學科的界限，到博大無垠的知識的海洋里吸取營養，在培養全面發展的優質人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經驗。之所以被稱之為“廈大模式”，就是因為廈大人具有“先知”、“先覺”的能力，并率先跨出了單一學科門檻的一步，也就順理成章地獲得了豐收的喜悅。

因此，我們要通過學科理念、教育觀念等的調整，根據中國音樂圖像學學科的現狀，根據我校已有的學科基礎、人力資源等條件，不斷擴展研究的領域和層面，對教育與教學的內容、形式和方法等進行調整，制定適宜的發展規劃和實施方案。在課程內容的總體安排上，可適當減少音樂學本體的課程與課時，根據不同的專業方向選開一些諸如藝術社會學、民俗學、文化學、古漢語、文獻學、目錄學、宗教學、民族學、人類學等人文藝術基礎性課程，以擴大學生的知識修養與學術視野，為升華到學術研究的層面打下良好的基礎。

其次，在學術研究方面，由于音樂圖像學研究具有“強調對圖像的觀看、觀察，充分利用人的視覺功能，激發人們更多的使用形象思維、直覺思維，以使人擺脫傳統研究方法的禁錮。可以不經過概念群的運轉、至深而玄的思辨、絞盡腦汁的分析、判斷等過程，而直接與信息源相合，用知覺去體察和領悟，從而更多地使用形象思維，以啟發人的靈性、靈感，有效地擺脫純理論研究的枯燥和讓人殫精竭慮的苦惱”[11] (第11頁)等豐富多彩的古代遺留之樂舞圖像資料，又具有直觀、形象和優于其他文字信息的功能，通過音樂圖像學的研究，“可以揭示許多典籍史料中語焉不詳的細節，可以證史、補史，最終達到梳理全部樂史脈絡的目的。”[11] (第10頁)故我們既要擺脫傳統研究方法的禁錮，嘗試運用思維科學、認知科學等現代科學原理，敢于直接、簡單地認識和把握對象，敢于確立全新的思維觀念和價值觀念，又要嚴格固守遵循學界長期以來形成的學術規范，要充分重視學科教育與學術研究過程中每一步驟、每一環節的合理性，時刻進行自我檢查，自我調適，最大限度地避免隨意性、盲目性，逐步建立起一種穩固的學科教育與研究的秩序規范，在理論與實踐的交織運轉中，逐步完善音樂圖像學學科教育與學術研究體系。

3、突出特色，建立可持續發展體系。常言說，十年育樹，百年育人。它說明了對人實施全面的文化素質教育的艱巨性和持久性，也反映出建立與健全學科可持續發展體系的重要性意義。從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來看，人類文化的發展從單一到多元，各學科門類之間既有其個性特點又有其共性特征，存在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當今國際學界把學科之間相互交叉、借鑒與交融提到很高的位置，并已經對世界學術的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說明較長時間以來形成的學科分立的極限狀態已經或正在得到有效地遏制和解決，多學科之間的交融交匯亦將成為未來學校高等教育及學科發展的必然趨勢和重點。從學科發展的層面上講，音樂圖像學作為一個多元文化交織的新興學科，自然有其獨特的學理性質和社會學、文化學意義，特別是置于綜合性院校的藝術學學科宏觀構架之中，在學科的結構關系上則更加具有包容性和厚重感，在人力、物力和設備等教育資源的配備上也有著很大的優越性，在音樂圖像的學術研究方面則可以更加直截了當地吸收借鑒相關文化藝術學科的經驗、方法和成果，應該說，這既是一種優勢，也是一種特色，是學科可持續發展的極好條件。

從其學理性質上看，音樂圖像研究講求實證，是一種對遺存各種有關音樂圖像(含繪畫、雕塑、文字符號等)中的內容、形式、題材等加以鑒定、描述、分類和解釋的專門學問，通過這些手段達到認識、了解、恢復古代音樂活動的具體狀態，使現代人對古代音樂的認識超越文字描述的不足等目的。如國際音樂圖像學會會長蒂爾曼·塞巴斯(Tilman Sebass)先生所言：“音樂圖像研究(Musical Iconography)意味著對以音樂為題材的美術作品的研究。音樂圖像研究是研究音樂的，但是，是研究圖像中的音樂現象，或者更廣義地說，是研究與視覺證據有關的音樂現象，這就不同于其他的研究資料，例如，錄音音樂、記譜音樂、譯譜、樂器、收藏或文字記載。音樂圖像學致力于研究音樂的圖像資料，任何使音樂具象或抽象的視覺化的圖像資料，從最具象的照片直到抽象和象征藝術都是音樂圖像研究者感興趣的對象。它所涉及的媒介包括繪畫、雕塑、照片或者任何其他諸如此類的材料。因為這些材料能夠反映出藝術家對音樂的認識，也能夠反映出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1] (p. 196)② 總而言之，音樂圖像學試圖對人類遺存的各種音樂圖像或符號做音樂文化學意義、社會學意義和人類學等意義上的綜合性解讀與闡釋，并為相關藝術文化學科的研究提供大量的信息資源和參考依據。

由上可見，從其學理意義上講，音樂圖像學是一個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和凝聚力的現代前沿學科，而從學科的屬性上講，它又是一個可以掛靠于許多傳統學科名下的分支學科，從學科的分布與發展情況來看，我國音樂圖像學學科教育剛剛起步，處在具有勃勃生機的發展階段，也正由于它所具有的這種多元的品性特征，才使得這一學科具有更加強勁的發展潛力。再從我校的基本情況來看，我們已經形成了多學科交叉融合的學科基礎，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也是一筆寶貴的資源，同時我校學科齊全，人才集中，便于調控，極易形成一種強大的合力，加之作為后來者，我們有條件更加客觀全面地審視與總結前人的經驗教訓，吸收借鑒其優長和精華，這樣就可以有效地避免或少走彎路，少犯錯誤，使學科的發展逐步走向良性循環。

然而，如前所述，一個學科教育體系的構建、發展和完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靠長期持續的實踐磨礪與積累總結，方能逐步走向一條必然的發展之路。那么，我們目前要努力去做的，一是要繼續保持和擴大已有的良好基礎和成果，穩步有序地開展正常的學科教育與學術研究。二是要扎扎實實地進行教育理論、管理理論和發展理論的深層研究，建立與健全以科學發展觀為主導的信息管理、學科管理、學術規范、學科發展等的長效管理機制。再就是要繼續依托漢畫藝術多層面、全方位研究的特色優勢，與時俱進，繼續攻關，努力打造人才工程、品牌工程。總之，要充分重視學科發展過程中每一步驟、每一環節的合理性，時刻進行自我檢查，自我調適，最大限度地避免隨意性、盲目性發展狀態，逐步建立起新的學科秩序、學科目標和學術規范，一旦完成了這一艱難曲折的過程，中國音樂圖像學學科可持續發展之路就會更加寬闊通暢。

注釋：

①②轉引自[2]，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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