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8日，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親的被難日，離現在已經十六年了(書中寫作時)。

那年春天，父親每天夜里回來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時候他又出去了。有時候他留在家里，埋頭整理書籍和文件。我蹲在旁邊，看他把書和有字的紙片投到火爐里去。

我奇怪地問他：“爹，為什么要燒掉呢?怪可惜的。”

待了一會兒，父親才回答：“不要了就燒掉。你小孩子家知道什么!”

父親是很慈祥的，從來沒罵過我們，更沒打過我們。我總愛向父親問許多幼稚可笑的問題。他不論多忙，對我的問題總是很感興趣，總是耐心地講給我聽。這一次不知道為什么，父親竟這樣含糊地回答我。

后來聽母親說，軍閥張作霖要派人來檢查。為了避免黨組織被破壞，父親只好把一些書籍和文件燒掉。才過了兩天，果然出事了。工友閻振三一早上街買東西，直到夜里還不見回來。第二天，父親才知道他被抓到警察廳里去了。我們心里都很不安，為這位工友著急。

局勢越來越嚴重，父親的工作也越來越緊張。他的朋友勸他離開北京，母親也幾次勸他。父親堅決地對母親說：“不是常對你說嗎?我是不能輕易離開北京的。你要知道現在是什么時候，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離開呢?”母親只好不再說什么了。

可怕的一天果然來了。4月6日的早晨(書中的1927年)，妹妹換上了新夾衣，母親帶她到娛樂場去散步了。父親在里間屋里寫字，我坐在外間的長木椅上看報。短短的一段新聞還沒看完，就聽見啪，啪……幾聲尖銳的槍聲，接著是一陣紛亂的喊叫。

“什么?爹!”我瞪著眼睛問父親。

“沒有什么，不要怕。星兒，跟我到外面看看去。”

父親不慌不忙地從抽屜里取出一支閃亮的小手槍，就向外走。我緊跟在他身后，走出院子，暫時躲在一間僻靜的小屋里。

一會兒，外面傳來一陣沉重的皮鞋聲。我的心劇烈地跳動起來，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親。

“不要放走一個!”窗外一聲粗暴的吼聲。穿灰制服和長筒皮靴的憲兵，穿便衣的偵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擁而入，擠滿了這間小屋子。他們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們包圍起來。他們每人拿著一支手槍，槍口對著父親和我。在軍警中間，我發現了前幾天被捕的工友閻振三。他的胳膊上拴著繩子，被一個肥胖的便衣偵探拉著。

那個滿臉橫肉的便衣偵探指著父親問閻振三：“你認識他嗎?”

閻振三搖了搖頭。他那披散的長頭發中間露出一張蒼白的臉，顯然是受過苦刑了。

“哼!你不認識!我可認識他。”偵探冷笑著，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伙，“看好，別讓他自殺，先把手槍奪過來!”

他們奪下了父親的手槍，把父親全身搜了一遍。父親保持著他那慣有的嚴峻態度，沒有向他們講任何道理。因為他明白，對他們是沒有道理可講的。 殘暴的匪徒把父親綁起來，拖走了。我也被他們帶走了。在高高的磚墻圍起來的警察廳的院子里，我看見母親和妹妹也都被帶來了。我們被關在女拘留所里。

十幾天過去了，我們始終沒看見父親。有一天，我們正在吃中午飯，手里的窩窩頭還沒啃完，聽見警察喊我們母女的名字，說是提審。

在法庭上，我們跟父親見了面。父親仍舊穿著他那件灰布舊棉袍，可是沒戴眼鏡。我看到了他那亂蓬蓬的長頭發下面的平靜而慈祥的臉。

“爹!”我忍不住喊出聲來。母親哭了，妹妹也跟著哭起來了。

“不許亂喊!”法官拿起驚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父親瞅了瞅我們，沒對我們說一句話。他臉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著。他的心被一種偉大的力量占據著。這個力量就是他平日對我們講的——他對于革命事業的信心。

“這是我的妻子。”他指著母親說。接著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這是我的兩個女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嗎?”法官指著我問父親。

“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親說出哥哥來，就這樣搶著說了，我不知道當時哪里來的機智和勇敢。

“不要多嘴!”法官怒氣沖沖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塊木板狠狠地拍了幾下。

父親立刻就會意了，接著說∶“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個鄉下人。我的孩子年紀都還小，她們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們沒有關系。”父親說完了這段話，又望了望我們。

法官命令把我們押下去。我們就這樣跟父親見了一面，匆匆分別了。想不到這竟是我們最后的一次見面。

28日黃昏，警察叫我們收拾行李出拘留所。

我們回到家里，天已經全黑了。第二天，舅姥爺到街上去買報。他是從街上哭著回來的，手里無力地握著一份報。我看到報上用頭號字登著“李大釗等昨已執行絞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團云霧，昏倒在床上了。母親傷心過度，昏過去三次，每次都是剛剛叫醒又昏過去了。

過了好半天，母親醒過來了，她低聲問我：“昨天是幾號?記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我又哭了，從地上撿起那張報紙，咬緊牙，又勉強看了一遍。我低聲對母親說：“媽，昨天是4月28。”母親微微點了一下頭。

藝考培訓推薦播音主持自備稿件：《十六年前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