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議孔子的“音樂思想”
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今山東曲阜）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作為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為后世留下了豐厚的思想文化遺產，其中也包括他對音樂的見解。他所教授的六藝之中，音樂名列第二，所謂“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就是說一個人的修養從詩開始，完善于樂，可見他對音樂的重視。他將音樂教育融入美學教育之中，可以說是我國最早提倡和實施“美育”的人。
孔子對音樂的認識是有實踐基礎的，《詩經》三百零五篇詩文他都能配樂歌唱；他還通曉多種樂器，能彈琴、鼓瑟、吹笙和擊磬。他的音樂欣賞能力也相當高，有一次在齊國聽到了美妙的《韶樂》，竟“三月不知肉味”，這樣的音樂感受能力絕對是專業級的。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加上思想家的睿智，孔子對音樂形成了他獨到的深刻見解。
孔子的音樂思想可以分為音樂的學習、音樂的品位與欣賞音樂的作用和地位等幾個方面。
在音樂的學習方面，孔子主張精修博取、精而后博。應該從音符、技巧、意境和作者的思想感情等諸多方面去把握樂曲。當然，孔子并不認為只精熟一兩首曲子就夠了,他不過是主張先精后博而已。只要想一想孔子能演奏多種樂器，并能為《詩經》數百首歌詞配樂吟唱，就知道他在音樂方面涉獵之廣泛了。
在音樂的欣賞上，孔子重視形式與內容的結合，尤其重視內容。《論語·八佾》中記錄了一段孔子談音樂欣賞的話：“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如也，繹如也，以成。”這段話的意思是：音樂的演奏形式是有規律的：先是諸多樂器同發齊奏，演出聲音洪亮和順的前奏曲；接著各種樂器依次展開，音色和諧純正，節奏鮮明，連續不斷，直至全曲結束。這是關于音樂演奏形式的品評欣賞。從他使用的“純如”“翕如”“如”“繹如”等褒義詞來看，顯然孔子對音樂的形式美是很重視的。但是作為一個有鮮明政治立場的思想家，他顯然更看重音樂的思想內容。孔子在評價《關雎》時說，這首詩“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聯系當時的詩都是配曲演唱的，可以說這就不僅是對詩文的評價，也是對音樂作品內容的評價了。孔子對《韶》曲和《武》曲的比較評價，是他重視音樂內容的典型事例。他認為，讓他“三月不知肉味”的《韶》曲是盡善盡美的，而《武》曲雖盡美卻不盡善。這里的“美”和“善”應該是分別指音樂的形式與內容。《武》曲為什么不夠盡善呢？雖然周武王仁德，但伐紂王以取天下，終究以下犯上，況且戰事入樂，難免殺伐之聲，致使樂曲難臻完善。
作為一個關心政治的思想家，孔子特別重視音樂的教化作用。他從來不認為音樂僅僅是敲敲鐘打打鼓，它應該是個人修身養性的借助和君主教化萬民的工具。孔子認為音樂的教化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區分尊卑貴賤，維護等級禮制；二是誘導人心，形成社會風氣。第一點顯然已經不合時宜，但第二點卻仍然有其現實意義，提醒我們在發揮音樂的娛樂功能的同時，不要忘記其社會教化功能。在抵制不合于禮、不利于禮的音樂方面，孔子的態度是堅決的。
作為思想家，孔子的治國理論并不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但作為教育家他卻大為成功，他弟子三千，身通六藝的賢者七十二人。孔子重視音樂教育，固然是因為他認為樂以載禮、禮樂一體，還因為他認為音樂在人才的培養過程中是必不可缺的一個環節。《論語·泰伯》中說：“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孔子學說的核心是“仁”，而禮樂都是表現仁的。他認為沒有仁愛之心就談不到禮和樂，反過來看，這句話也含有“禮樂是仁”的主要表現手段的意思。孔子“仁”的學說是用以治世的，而只有懂禮樂的人才能以仁治世，所以要教學生禮樂。值得注意的是：在孔子的教學體系中，音樂不是作為美育課程開設，而是作為德育課程開設的。是今天的我們過于強調音樂的娛樂功能了呢，還是當年的孔子過于強調音樂的教化功能了呢？筆者覺得這是很值得思考的。
孔子的音樂思想在身后得到弟子們的發揚，于西漢形成了儒家完整的音樂理論著作《樂記》，他們的很多見解直到現在對人們仍有啟迪作用。如何評價孔子在中國音樂史上的作用呢？有人說他是一位卓越的音樂家，有人說他關于音樂只有些思想片段，還沒有構成系統的理論。筆者認為把孔子說成“音樂家”是有點過譽了，不能因為他的名氣大，就給他加上一些不適當的稱號，他畢竟沒有從事過音樂專業的工作，也沒有專業性的著作。但他以思想家的睿智，從教育家的角度看待音樂，提出了許多單純的音樂家看不到、提不出的見解和認識，對中國古代音樂的發展起到了特殊的作用，這是應該給予積極的評價的。
孔子對音樂的認識是有實踐基礎的，《詩經》三百零五篇詩文他都能配樂歌唱；他還通曉多種樂器，能彈琴、鼓瑟、吹笙和擊磬。他的音樂欣賞能力也相當高，有一次在齊國聽到了美妙的《韶樂》，竟“三月不知肉味”，這樣的音樂感受能力絕對是專業級的。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加上思想家的睿智，孔子對音樂形成了他獨到的深刻見解。
孔子的音樂思想可以分為音樂的學習、音樂的品位與欣賞音樂的作用和地位等幾個方面。
在音樂的學習方面，孔子主張精修博取、精而后博。應該從音符、技巧、意境和作者的思想感情等諸多方面去把握樂曲。當然，孔子并不認為只精熟一兩首曲子就夠了,他不過是主張先精后博而已。只要想一想孔子能演奏多種樂器，并能為《詩經》數百首歌詞配樂吟唱，就知道他在音樂方面涉獵之廣泛了。
在音樂的欣賞上，孔子重視形式與內容的結合，尤其重視內容。《論語·八佾》中記錄了一段孔子談音樂欣賞的話：“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如也，繹如也，以成。”這段話的意思是：音樂的演奏形式是有規律的：先是諸多樂器同發齊奏，演出聲音洪亮和順的前奏曲；接著各種樂器依次展開，音色和諧純正，節奏鮮明，連續不斷，直至全曲結束。這是關于音樂演奏形式的品評欣賞。從他使用的“純如”“翕如”“如”“繹如”等褒義詞來看，顯然孔子對音樂的形式美是很重視的。但是作為一個有鮮明政治立場的思想家，他顯然更看重音樂的思想內容。孔子在評價《關雎》時說，這首詩“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聯系當時的詩都是配曲演唱的，可以說這就不僅是對詩文的評價，也是對音樂作品內容的評價了。孔子對《韶》曲和《武》曲的比較評價，是他重視音樂內容的典型事例。他認為，讓他“三月不知肉味”的《韶》曲是盡善盡美的，而《武》曲雖盡美卻不盡善。這里的“美”和“善”應該是分別指音樂的形式與內容。《武》曲為什么不夠盡善呢？雖然周武王仁德，但伐紂王以取天下，終究以下犯上，況且戰事入樂，難免殺伐之聲，致使樂曲難臻完善。
作為一個關心政治的思想家，孔子特別重視音樂的教化作用。他從來不認為音樂僅僅是敲敲鐘打打鼓，它應該是個人修身養性的借助和君主教化萬民的工具。孔子認為音樂的教化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區分尊卑貴賤，維護等級禮制；二是誘導人心，形成社會風氣。第一點顯然已經不合時宜，但第二點卻仍然有其現實意義，提醒我們在發揮音樂的娛樂功能的同時，不要忘記其社會教化功能。在抵制不合于禮、不利于禮的音樂方面，孔子的態度是堅決的。
作為思想家，孔子的治國理論并不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但作為教育家他卻大為成功，他弟子三千，身通六藝的賢者七十二人。孔子重視音樂教育，固然是因為他認為樂以載禮、禮樂一體，還因為他認為音樂在人才的培養過程中是必不可缺的一個環節。《論語·泰伯》中說：“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孔子學說的核心是“仁”，而禮樂都是表現仁的。他認為沒有仁愛之心就談不到禮和樂，反過來看，這句話也含有“禮樂是仁”的主要表現手段的意思。孔子“仁”的學說是用以治世的，而只有懂禮樂的人才能以仁治世，所以要教學生禮樂。值得注意的是：在孔子的教學體系中，音樂不是作為美育課程開設，而是作為德育課程開設的。是今天的我們過于強調音樂的娛樂功能了呢，還是當年的孔子過于強調音樂的教化功能了呢？筆者覺得這是很值得思考的。
孔子的音樂思想在身后得到弟子們的發揚，于西漢形成了儒家完整的音樂理論著作《樂記》，他們的很多見解直到現在對人們仍有啟迪作用。如何評價孔子在中國音樂史上的作用呢？有人說他是一位卓越的音樂家，有人說他關于音樂只有些思想片段，還沒有構成系統的理論。筆者認為把孔子說成“音樂家”是有點過譽了，不能因為他的名氣大，就給他加上一些不適當的稱號，他畢竟沒有從事過音樂專業的工作，也沒有專業性的著作。但他以思想家的睿智，從教育家的角度看待音樂，提出了許多單純的音樂家看不到、提不出的見解和認識，對中國古代音樂的發展起到了特殊的作用，這是應該給予積極的評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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