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69年、出自蕭友梅手筆的珍貴文獻面世

【內容提要】本文考證了被塵封69年之久、未被人知的一份辦學報告為蕭友梅所撰寫。這一史料的被發現，可以澄清長期以來有關所謂“學院派”的問題，以及過去強加在國立音專和蕭友梅身上的一些不實之詞，還歷史以真面目。

【關 鍵 詞】蕭友梅/現代音樂史

中央音樂學院蕭友梅音樂教育促進會黃旭東和汪樸正在合作撰寫《蕭友梅生平紀年》與編輯《蕭友梅文萃》。在搜集材料的過程中，發現了不少有關蕭友梅生活、工作行蹤的文字記載和多份塵封數十年、出自蕭友梅手筆的極為珍貴的文獻資料。《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為適應非常時期之需要擬辦集團唱歌指揮養成班及軍樂隊長養成班理由及辦法》(以下簡稱“理由及辦法”)就是其中之一。這是蕭友梅于1937年日寇占領上海(11月12日淪陷)一個月后即同年12月14日在給當年國民政府教育部王世杰部長反映學校情況、匯報如何堅持辦學而寫信的同時呈上的一份辦學報告。信中談了五個方面的事情，并列有小標題。約一千多字。在講到經費時說，“假如政府確無法籌足七成，即有四成，亦可勉強對付”。在談到遷校時說，“假如政府因政局權限之關系，全戰區各校一律遷入內地時，本校當然不能例外，屆時只有照新方案辦理(新方案理由及方法另紙錄上)”。“遷內地后，如有四成，經費亦可維持。”這份“理由及辦法”就是“另紙錄上”的辦學新方案。

“理由及辦法”是2005年8月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發現的。正文共十四頁。用老式鉛字打印機打印。每頁十行。豎排。并有一封頁，用毛筆書寫題目，內容與正文完全相同；從筆跡看，當為蕭友梅親筆所寫。再從打印稿的正文看，有多處脫漏的字，亦用毛筆工正地補上；衍文處劃上漏空的小圓圈以表示刪除，可見打印后蕭友梅曾親自校閱。與給王世杰的信存放在同一“檔目·國拾玖4”內的，還有蕭友梅用鋼筆和毛筆書寫的、致時任教育部次長張道藩、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俊升等人的信函若干封。由于“理由及辦法”是以“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的名義向教育部上報的一份呈文，所以自然不會署蕭友梅個人的名字。但我們以“理由及辦法”的思想內容、遣詞造句、書寫語氣以及行文風格等為主要依據，結合蕭友梅一貫的愛國情懷、教育思想和美學理念，再參照在抗戰初期發表的幾篇文章所體現的音樂思想理論，特別是根據上述幾封信中多次提及“理由及辦法”，我們斷定這份辦學“新方案”是蕭友梅的手筆。

“理由及辦法”標題中以及正文內八處寫到的所謂“非常時期”，該指“八·一三”淞滬戰役之后，全國進入全面抗戰的時期；當時的上海已為日寇所占領，“國立音專”已遷入法租界。蕭友梅為“音專”新創辦的、于1937年11月1日出版的《音樂月刊》寫的發刊詞中談到刊物的使命時就已使用“非常時期”一詞，他說：

普及音樂教育之外，在此非常時期，必須注意如何利用音樂喚醒民族意識與加強民眾愛國心。(轉陳聆群等1990：457)

而開辦集團唱歌指揮及軍樂隊長養成班在1937年12月向教育部建議后，蕭友梅在1938年2月1日出版的《音樂月刊》第一卷第四號上的《關于我國新音樂運動》一文中就公開主張了。他說：

在這國難期內，如環境許可時，應盡力創作愛國歌曲，訓練軍樂隊隊長及集團唱歌指揮，使他們在最短時期可以應用出去……關于此種工作如能由政府提倡，更容易發生效力。(同上：467)

這與“理由及辦法”所表達的思想、擬定的辦法是相通的。尤其是蕭友梅在“理由及辦法”中，石破天驚地提出的“精神國防”思想，可說是先生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對學生所講的一席話的發展與升華。先生說：

我們中華民族之后裔，國難當頭，豈能無視坐等。古人云：“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當兵應以刀槍衛國，我等應以歌聲喚起民眾，齊心協力，趕走日寇。一個音樂工作者，應該把音樂作為一種武器，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挽救民族的危亡，這是民族賦予我們的重任。(轉劉雪庵1982[1993]：81)

這段話，很明顯與“理由及辦法”中表述的“音樂是建設精神上的國防的必需的工具”相一致。也是能說明“理由及辦法”為蕭友梅手筆的一個重要思想旁證。

從原來培養“高深專門人才”改為“辦理應時勢需要的音樂科班”這一教育方針的轉變，是關系國立音專辦學方向、屬于全局性的一件大事。除作為一校之長的蕭友梅會去考慮并及時提出外，其他一般教師是不會想到的。而事必躬親是蕭友梅一貫的工作作風。對有關辦學方針的確定、學則的制定與修訂就更是如此。從北大音樂傳習所到國立音專辦學方針或學則的制定，都是蕭友梅親自執筆起草的。這份“理由及辦法”也不例外。它是在國難當頭、國立音專處于風雨飄搖之時，蕭友梅根據自己的音樂觀，為“建設一道看不見，摸不著，而牢不可破的精神上的國防：即民族意識與愛國熱忱的養成”，向當時國民政府提出的既符合抗戰需要，又不需增加經費而能使“音專”繼續辦下去的一個良策。可惜的是，蕭友梅雖多次提出(1938年3月24日、4月23日致張道藩函)，政府并未采納；但先生并沒有放棄，所以在1938年6月21日致高等教育司長吳俊升的一封信中，又一次提到辦學“新方案”，而且告知還擬好了“具體辦法”。信中說：

至于適應抗戰時期之特殊環境與需要，本校原擬定了一個計劃，不過此計劃在滬上目前斷難實現。在內地辦理又不容易聘請教員，故目前有將此一部分在九龍辦理之議，作為音專分校也可，作為音專第二部也可。茲仍將該辦法呈閱并祈就便轉呈部長以備參考(此時由陳立夫任部長)。如蒙采用當即將具體辦法續呈。

寫這封信時，蕭友梅正在香港。可見“理由及辦法”一是曾打印多份，他是隨身帶著的；二是曾兩次上呈，亟望教育部允準。

這份“理由及辦法”，過去從沒有人提起過。就連抗戰全面爆發后全力以赴地協助蕭友梅維持國立音專、時任教務主任的陳洪先生，生前也從未談及此事。而能寫出像這樣富有思想理論深度的“理由及辦法”，在當年國立音專，除了蕭、陳兩位之外，可說是沒有第三人。既然陳洪先生從未提到“音專”曾打算辦“養成班”的事，這從一個重要側面，說明“理由及辦法”是出自蕭友梅之手。

為使廣大讀者尤其是音樂史學工作者能及早讀到“理由及辦法”，促進會提前將其公之于世。這是值得倡導的學術行為。我們認為，歷史文獻是社會的公有精神財富，不是少數人的私產，那種發現了新材料，秘而不宣，獨家專有的做法是學術上的“小市民”或“小生產者”。我們主張資料共享，廣而告之，加強交流，促進研究。我們相信，“理由及辦法”和1917年蕭友梅致北洋政府教育部信的公開發表(見《人民音樂》2006年第1期)以及新發現的其他有關新史料的陸續刊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的研究，必將有新的突破；某些長期有爭議的如所謂“學院派”等問題定會得到客觀、公正的結論，而過去強加在國立音專和蕭友梅身上的一些不實之詞，也會進一步得到澄清，還歷史以真面目。

【參考文獻】

[1]劉雪庵1982[1993]：〈聞上海音樂學院師生為蕭友梅先生樹立銅像有感〉[C]，戴鵬海、黃旭東編《蕭友梅紀念文集》[C]上海音樂出版社。

[2]陳聆群、齊毓怡、戴鵬海編1990：《蕭友梅音樂文集》[C]上海音樂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