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民族音樂學傳入中國后，與原有中國傳統音樂理論學科發生了較大沖突，形成了倡導與反對兩個陣營。沖突焦點涉及研究對象、方法、目標和重心等方面，沖突原因是民族音樂學本身存在的先天不足和倡導者的全面肯定和拔高，以及反對方的反感情緒與全盤否定。這些都導致民族音樂學的合理因素不能被正確認識和運用，并逐漸波及到中國傳統音樂學科建設的思路、方法和方向道路等大問題。本文針對這些現象和問題進行初步分析討論，并提出自己的基本看法。

【關 鍵 詞】音樂藝術/民族音樂學/中國傳統音樂理論/學科建設/沖撞/原因

【作者簡介】蒲亨強(1952-)，男，漢，重慶人，中央音樂學院文學(音樂學)博士，西南大學音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后任南京師范大學音樂學院特聘教授，南京師范大學音樂教育研究所副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華中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四川音樂學院教授，教育部高等學校藝術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國家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兼職教授。研究方向：音樂學，重慶　400716

中圖分類號：J6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104(2010)06-0076-05

“民族音樂學”(亦稱“音樂人類學”)①是上世紀80年代末從國外引入中國的一個理論學科或方法論概念②。其引入后在中國音樂理論界引起普遍關注。引進倡導者多通過翻譯、宣傳直到付諸實踐以倡導之。聞之者，或趨之若騖，或謹慎運用，或迷惘不解，或懷疑反對者皆有之。在音樂界成了一個比較熱門的話題。

一個舶來的音樂學方法論，在中國音樂學界引起如此復雜的糾葛，其影響所及，已涉及到中國音樂理論研究應該走什么道路，應該以什么觀念態度對待外來理論方法等重大問題，并不可避免地涉及高等院校音樂學理論教育特別是研究生層次教育觀念、思想和方法的導向。每個關注中國音樂理論研究進展的學者，都不太可能回避或漠視這一現象，而應該對之作出必要的分析與思考，從而在歷史事實和進程中總結經驗教訓，以使中國音樂理論建設在更理性的、健康的道路上前行。

鑒此，筆者擬就民族音樂學傳入中國后的命運及存在的問題進行一番初步回顧、梳理、反思和評價，提出一管之見，供學界參考討論。

一、大背景視域的思考

從現當代音樂史的宏觀角度思考，民族音樂學傳入中國，不過是現代以來多次西樂東漸浪潮中的一次。因而，在討論本文主題之前，我們不妨先回顧反思一下現代以來幾次主要的西樂東漸浪花的歷史命運。

簡略地說，近現代以來中國音樂產生較大影響的西樂東漸大致有三次，由于這三次西樂東漸多已成為過去時，因而我們現在有可能對其命運作出一些初步結論。

第一次是20世紀初葉歐美專業音樂教育與創作體系的輸入，其標志是上海國立音樂院的設立及隨后中國專業音樂教育體系陸續地、全面地建立起來，其影響之深遠廣泛，無須贅述�；�于這一歷史事實和經驗，可以肯定這次輸入的命運是福光高照的。盡管近年有學者提出爭議，但這些聲音是微弱的，其在學理上和實踐上都很難與之抗衡，因而對已有的專業教育體系并未產生大的震撼。

第二次是20世紀中期以來歐美、日本等國探索性音樂教學法的傳入，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有柯達伊、奧爾夫教學法等。這些頗具新意的音樂教學法在中國音樂教育界一度熱鬧非凡，但如鵝卵投湖，漸趨平靜。事實上，這些音樂教學法本身遠非成熟，它更多帶有試驗探索的性質，所適用的對象范圍也很有限，除中小學外，很難納入高等院校的專業教育體系，即使師范院校范圍內也未能全面鋪開，只是少數院校和少數專業教師進行了一些譯介宣傳和模仿試驗，無論在教育理論或教學實踐來看均罕有自主創新的紀錄，并未觸動原有的教學體制。因此，總的來看，這次音樂教學法的輸入是有氣無力的。

第三次是本文將著重討論的20世紀末從歐美傳入中國的“民族音樂學”，這次輸入的波及面主要是與中國對應的學科——民族音樂理論(中國傳統音樂理論)范圍。從其輸入至今30年來的歷史過程和事實看，它的命運是不容樂觀的。即使謹慎地加以描述：其實則瑕瑜互見，且并非如引進者宣稱的那么先進與輝煌。如果按照當下引進者們激進的單向推崇膜拜思維和作法，很可能欲速不達甚至誤入歧途。

以上宏觀視域的反思，是基于理論與實踐的綜合考察思考，但主要檢視評價標準仍然是——實踐。

二、民族音樂學學科特點簡析

民族音樂學是源于歐洲、盛于美國的一門理論學科，早期產生于老牌殖民國家荷蘭、英國、德國等，因其主要運用的研究方法而稱為比較音樂學，后漸依其研究對象而改稱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0GY)。大約于20世紀初葉，主要研究力量從歐洲移師美國。早期在音樂形態學及音樂理論上的有影響的建樹有音分值標記法、各民族樂器比較、反“歐洲中心論”等。

其研究思路或學術目標，多重在音樂的文化含義和功能，尤其強調民族學、人類學的研究思路，而忽略音樂本體的研究。早期代表人物多為民族學家、人類學家甚至語言學家和心理學家等。這種人員結構特點與此學科形成的背景有關。早期民族音樂學的興起，實與當時的殖民主義政策相關。當時幾個老牌殖民主義國家(恰恰也正是推行民族音樂學的主要國家)為了理解殖民地人民的文化思想，以為殖民政策的順利推行提供參考物，派出了大批文化工作者到殖民地搜集文化資料，附帶也搜集了大量音樂資料，由此逐漸產生民族音樂學學科。這個深層背景也是早期學者多為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的主要原因，當然也是此學派一直重視研究文化的主要原因。

民族音樂學大本營移師美國后，強調文化研究的傾向并無太大更改。美國是一個民族大熔爐，對于不同民族和國家的移民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在國家政策上也支持各民族平等互利，這樣，民族音樂學在美國高校的設立，更多體現了政治上文化上對不同民族音樂文化的寬容性，同時，也自然是少數民族族裔爭取自身政治和文化權利的一個文化標志。由此進一步形成了文化相對論的音樂觀念。這一觀念主張，各國各民族的音樂沒有高低粗野之別，一種音樂現象的高低優劣，主要決定于各民族特有的審美觀和文化傳統。按這種觀念，非洲的鼓樂與歐洲的交響樂的音樂價值沒有絕對高低可言。這一觀念本有其合理因素，但如果無限延伸，則有否定音樂存在客觀價值評判標準的偏執傾向，反會重蹈絕對化覆轍，也必然導向不可知論。不幸的是，中國的引進者們恰恰主張文化相對論的無限性和絕對性，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因而在中國理論界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因事關復雜，本文暫且擱置不作深究。

從學科教育體制的角度以及筆者近年赴美考察的結果來看，民族音樂學在美國的教育體制大致有以下幾個特點。其一，人才培養多限于研究生層次(碩士、博士)，系科專業主要設立在綜合大學下屬的音樂院系或人類學系，代表性的學者教授也多在此類院系；其二，教學研究對象非常寬泛，早期多針對非歐美的、經濟較落后國家的民族音樂(歐美音樂學界認為中國是東亞高文明國家)，后因“城市民族音樂學”的興起，教研對象漸擴展到發達國家，研究城市音樂和移民社區的音樂文化。音樂學院中民族音樂學的專業設置多因人設課，有什么人就開什么課。比如我所認識的幾位美國民族音樂學的教授，或懂江南絲竹，或懂廣東音樂，或專長明代音樂史，哪怕只有一個人，也可在民族音樂學招牌下招收碩士生博士生。其它如加美蘭音樂、印度音樂等均是如此�？梢姡�在民族音樂學的旗號下，教育研究所涉領域、對象繁富，跨學科雜交色彩太濃，很難形成一個清晰的知識與學術體系，與其說是獨立自足的學科，不如說它更多帶有方法論的性質。

從國外民族音樂學研究的目標和實踐來看，重心無疑仍是文化。研究方法更多偏重于描述——解釋體系和跨學科考量。

民族音樂學傳入中國后的30年間，情況似乎并不比在國外有所改觀。僅從教育體系的建立來看，既然是一個學科，必然需要建立相應的系科專業，招收研究生培養專業人才。我國早期的一些學者如沈洽等，也確實試圖在中國音樂學院建立民族音樂學系。但時隔30年，卻沒有什么令人眼亮的成果出現，無疾而終。近些年倡導音樂人類學的教授們，也試圖建立系科專業，但也舉步維艱，他們自己招收的研究生，也仍然以其原來專長的專業領域為招生目錄(音樂史學、音樂美學、音樂教育等)。至今還沒有任何一所高校建立起像樣的民族音樂學系或專業。如果連倡導者自己都拿不出學科建設的范例，也就很難令人服膺了。

從這些現實情況看來，筆者倒認為，民族音樂學，就其在歐美的教學研究實踐狀況來說，尤其是就中國引入者所身體力行的作法來看，更具有方法論的性質。

三、中國類似學科簡介

民族音樂學傳入中國后，之所以引起普遍關注和新舊觀念沖撞，是因為中國早已存在著一個類似的學科實體，即民族音樂理論、民族民間音樂或中國傳統音樂理論(三個概念名異而實同，是同一學科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稱謂名)等。這個學科的研究對象主要是中國現存的活的口傳音樂。此學科歷史也很悠久，自王光祈、楊蔭瀏、郭乃安等學者始，至今已有四代教學研究成果積累。僅就中國音樂學術界范圍內而論，此學科的實力雄厚，教育體系完善，目前已健全了從本科到博士后的學位教育體制，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在國內高等院�；蜓芯吭核鶕�任領導或教學科研骨干人員。在近百年的教學研究歷史中，積累了豐厚的資料和成果。學術研究的質量水平絲毫不低于世界上其它任何先進國家和地區。事實上，國內同行們都一致認為，中國體制下培養的碩士學位論文，遠遠高于歐美發達國家的同等學位論文水平，其中一些優秀的碩士論文，甚至接近國外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

中國傳統音樂遺產在中國社會和學術界都受到高度重視，大約在20多年前，中國政府和音樂家組織聯合攻關，傾舉國之力進行了民族音樂六大集成等宏偉的資料建設，目前已基本完成。此項成果不但有效保存了珍貴的民族音樂遺產，為后續的教育研究工作提供了雄厚的資源保證，也贏得了世界范圍相關組織和專家學者的高度重視和贊賞。有多項品種納入了世界級和國家級的非物質口傳文化遺產名錄。

此學科在教學研究體系上已趨于成熟。表現在以下兩點：

1.研究對象明確：中國人民創造運用的、產生于本土的、至今存活的所有民族民間音樂形式和作品。

2.研究目標和重心明確：對中國傳統音樂(目前主要是漢族傳統音樂)進行分類學、音樂形態學及音樂構成規律的研究，偏重于音樂本體“描述——分析”的方法論。但亦不乏結合文化背景的、跨學科研究的范例。

由于種種原因，也由于系統性研究的時間不長，目前還有諸多空白和薄弱的領域、環節亟待填補。如學科理論體系的建立還缺乏對中國旋律學、和聲學、曲式學、多聲音樂等方面的系統化研究；對少數民族音樂的研究還相當零散不成系統，等等。建立中國特色的音樂理論體系還任重道遠。

但無論如何，此學科已具有穩定明確的學科性質與富于傳統特色并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論。并無需要外來學科理論取而代之或加以重大改造的“落后”弊端。

四、民族音樂學傳入中國的基本脈絡

民族音樂學傳入中國的歷史過程大約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大約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當時的發起人是以高厚永、沈洽、杜亞雄等人為代表的幾個中國傳統音樂學者。

上述幾位學者原都是從事中國傳統音樂形態學研究并頗有建樹的，當時他們都積極倡導引進民族音樂學的理論，甚至希望以之取代中國固有的民族音樂理論�，F在看來意味深長而且值得反思的是，當時作為主要倡導者的高厚永自己也意識到，民族音樂學的主張與他長期研究的內容和目標都相距甚遠，很快他就遠離了這個他曾高標的旗號。另一個積極倡導者沈洽雖然自己也感受到了應者寥寥的寂寞，但仍始終不懈地倡導民族音樂學的理念(盡管這一新理念與他以前的研究模式似乎在方法論和觀念上都差之甚遠)。他在民族音樂學方面也有身體力行的作為，但他付出長期努力的成果，在音樂學界卻幾乎無人知曉或反響甚微(如他多年來在臺灣推行的“音腔”理念的精微計算機定量分析試驗和他沉潛云南研究多年的基諾族音樂等)。這一現象頗耐人尋味，暫不贅述。

第一階段民族音樂學傳入的形式，主要是翻譯國外民族音樂學原著，請外國專家來華講學，一些學者也按照民族音樂學的理念投身于研究實踐，召開全國性的學術會議等。其中1978年由高厚永、沈洽、杜亞雄等知名學者發起召開的南京會議，聲勢較大，當時擬以之代替兩年一度的全國傳統音樂年會。然而，大量與會學者很快發現會議的宗旨和倡導的方法不對路，遂立即轉而在沈陽另召開了一次年會，參會者均是國內民族音樂理論研究的資深專家學者。兩軍對壘的火藥味此時已現端倪，并一直延續至今。

第二個階段大約在時隔30年來的21世紀初葉，其主要倡導者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幾位知名教授。

這次傳入倡導的形勢與第一階段有了一些不同之處。首先，易名“音樂人類學”的學科旗號，似乎想與沒有造成良好效應的民族音樂學拉開距離，雖然在方法論等實質上兩者并無二致；其次，學科宣傳的意識更強，一開始就高標音樂人類學是民族音樂學術研究的前沿學科③，并有目標有意識地通過項目組合了六位音樂院校的知名教授，人員的學術背景略顯雜多，分別來自上海音樂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央音樂學院，各自學術專長主要為中國音樂史、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理論、音樂美學、音樂教育、世界音樂、少數民族音樂、民族音樂學等。

一個學科涉及這么多專業方向，固然可以解釋為跨學科性質所決定，但因缺乏學科知識學術體系的獨立完整解說，不能不令人懷疑它究竟是不是一個學科。倡導者們一直也在回避這個要害問題，就更加深了這種疑問。

五、民族音樂學傳入后的命運

民族音樂學傳入中國后，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或三種遭遇。首先是引起了普遍關注。從事中國傳統音樂理論研究的學者，幾乎無人不關注和知曉這個新概念，當然，關注和知曉的程度又五花八門，有的能清楚認識到它的真實內涵和意義，有的則過分拔高它，一些人稀里糊涂地運用它卻不知就里，以至多年后有所覺悟又宣布脫離之。當然，審慎吸收合理因素而用于研究實踐的也不乏其人。又有一批學者對之不感興趣，而是照常走自己的研究道路，如此等等。

其次，在傳入后不久的時間段內，遭到大多數中國傳統音樂學者的冷遇和不屑，這些學者包括一批資深的教授學者和省市研究院所、文化館藝術館的研究人員。他們對民族音樂學崇尚的重文化內涵輕音樂本體的理念十分反感，這或許不是民族音樂學本身的過錯，而與倡導者們的拔高宣傳傾向更有關聯。

最后，學科碰撞。在整個傳入過程中，民族音樂學與中國傳統音樂理論兩個學科，在研究理念或方法論上發生的沖突不斷加劇和明朗化，逐漸在有形無形中形成了兩軍對壘的局面。這種對立已超越了借鑒吸收的含義，而涉及到中國音樂理論研究的方向和道路。這一對壘局面的演變也有些耐人尋味。長期以來，倡導者們多持主動的、有組織的多渠道的宣傳姿態④；懷疑者們則多各自為政，不予理會。近些年來，懷疑者們開始分別發表論文批評，其中不乏尖銳嚴峻之文⑤。

六、沖撞的焦點

兩軍沖撞涉及到的比較重要的焦點為：

1.學科關系問題

民族音樂學與中國傳統音樂理論這兩個學科相同或不同？相互包容或不包容？倡導者認為是性質相同且可包容，一度有代替論。即前觀念和方法具前沿性與世界性，因而可以包含中國傳統音樂理論研究，并以其名取代后者。反對者認為從研究對象、目標和重心來看，兩者都有很大不同，孰高孰低還難分解，何談包容，遑論取而代之。

2.研究對象問題

民族音樂學研究對象是世界范圍各民族各國音樂，涉及中國音樂畢竟少而不成系統；反之，中國傳統音樂明確地唯一地系統地研究中國本土音樂，并不涉及其它國家音樂。一當涉及，便劃歸“世界音樂”的學科。兩者在研究對象上差距是明顯而巨大的。如果主觀地強調民族音樂學的前沿性，就會導致漠視中國傳統音樂固有的研究模式和成就，甚至改變研究方法和方向，這也是近年有學者批評其為“非中國化”的一個重要原因。⑥

3.研究目標和重心問題

民族音樂學的研究目標和重心顯然是在文化，雖然有“音樂中的文化”、“文化中的音樂”等繞口令似的提法，但實質上是以音樂的文化含義和功能為其主攻目標和研究重心。從倡導者們自己的論著和所培養學生的論文來看，普遍存在的現象是文化的，其它學科的知識觀點占據了主要篇幅，而音樂則極大淡出，甚至不少文章見不到一個音符。這個問題，近來也有不少學者提出批評，稱之為“非音樂化”⑦。相反，中國傳統音樂理論則以音樂本體形態為研究目標和重心，已形成了幾代人的傳統。這一明顯差異顯然也直接關聯到作為一個音樂學科到底該研究什么的大問題。

以上幾點的差異，必然最后歸結為學科研究的道路和方向方法問題：中國音樂理論研究向何方去？是走自己的路或是以西代中？

七、沖撞的原因分析

在當今開放的世界，中外各種學科、理論、思想的交流融合碰撞都是理所當然的事，并不稀罕。合則用之，不合則棄之。只要符合國情和研究目標，能提高研究的水平和效益就是好的。然而，民族音樂學的引進引起爭議如此之大，引起人們的思想混亂和困惑如此之多，就不能不反思其中的真實原委了。筆者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值得注意和思考。

1.引進倡導者的認識和傾向性問題

從認識角度看，引進者是否真正認識和理解了，并由此恰如其分地向國人介紹了這個學科在國外的地位和原意嗎？在引進過程中是否過多地滲入了自己的理解和意圖？更值得考究的是，這些引進的理念與方法，是否真的那么先進與優秀？這些問題看來是存在的。

比如，說民族音樂學是最前沿的學科，這個提法就頗堪商榷。因為實際上這個學科在歐美院校教育中，還并未處于主流地位，在國內而言，即使正規的學科建設還未見雛形。就傾向性而言，顯然引進者在主觀上又有拔高之嫌，過分夸大了民族音樂學的某些研究方法。

比如，民族音樂學最津津樂道其三段式程序方法：田野工作、實驗室工作和案頭工作，提出了一些諸如“局內人”、“局外人”的視角觀念等，但卻忽略了這些研究程序和方法，中國音樂研究實踐中早已有之，且不乏精湛的范例。只不過前者作了一些“深奧”的抽象與偏重文化含義的表述而已，究其實質，并無多少新意。

又如民族音樂學最強調田野工作的重要性，特別強調音樂與文化的關聯性等，這本是無可厚非的，但過分強調之，似乎中國傳統音樂理論研究并不重視田野工作，實則是無的放矢之舉。殊不知，中國傳統音樂理論研究同樣非常重視采風且不乏經典范例。如此造作，必然引起中國學者的反感。

2.非本土化傾向

在研究對象和研究水平的評價上，過分拔高民族音樂學的模式，就導致輕視或忽略中國傳統音樂學科的已有傳統、成就和水平，這種非本土化的作法，不但引起爭議和反感，確實也涉及到中國音樂研究如何對待借鑒和繼承的關系的大問題。

3.非音樂化傾向

民族音樂學過分強調跨學科研究和文化重心，這就引發了學科性質和歸屬的問題。是民族學、人類學為主或是音樂學為主？音樂專業學者到底以什么本事參與研究？以什么專長與其他學科學者會話？最后，它是否有資格稱為音樂學科？

4.實踐檢驗

一個學科理論到底好不好，最后要拿成果說話。民族音樂學引進者多愛談理念、概念，鮮用扎實的成果來使人信服。引進外來理論時亦多處于翻譯解釋的水平，鮮少結合中國音樂實踐的創新紀錄。一個奇特的現象是，民族音樂學最強調田野工作經驗，在美國，缺乏多年田野工作經驗的教授被諷為“書齋里的學者”，沒人瞧得起。然而引進者中多數學者恰恰最缺乏田野工作經驗。相反，中國傳統音樂學者中，特別是有成就的學者們中，無不是以豐富的田野工作經驗見長的。

以上幾點，固然并非兩個學科沖撞的全部原因，但應該是比較主要和重要的原因。

八、余論

看來，民族音樂學傳入中國的命運并不算成功。那么，我們應該以什么態度看待民族音樂學傳入中國的命運？難道它真無可取之處？

我以為，全盤肯定和過高估計不好，完全否定和貶低同樣不利。我們應該以理性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全面思考和評價它。既看到它的正確的合理的因素，也看到其不太正確或不符合中國國情的因素。一分為二地冷靜分析后，再加以借鑒運用，或能有助于實現我們借鑒的良好愿望。

一方面要看到民族音樂學的正面作用和影響。它特別強調音樂研究中文化內涵功能的重要性，有助于中國傳統音樂研究視野和領域的拓展，從音樂形態本體的研究拓展到音樂的文化意義和功能的研究；有助于加強跨學科研究的自覺性，不斷拓展我們的知識結構；有助于完善學科研究的概念與方法論，更新研究的思想觀念。

雖然，中國傳統音樂研究中結合文化研究的范例也不少，但自覺地、精密地結合，與不自覺地、隨機式地結合還是有很大不同。在強調音樂文化意義的研究過程中，音樂研究本身的意義或會有所提高，并為其它學科的發展提供新的材料和觀點。

另一方面要充分地看到民族音樂學本身和民族音樂學引進者傾向性帶來的負面影響。民族音樂學過分強調文化的研究本有先天不足，如全面肯定勢必導致音樂研究主體的弱化和錯位，最后甚至會丟掉音樂學者的飯碗。作為一個音樂專業，無論如何擴大研究視野和方法，如何借鑒吸取其它學科的觀念和知識，到底它還是一個音樂學科，音樂本身的研究還是應放在第一位才行。遺憾的是，引進者恰恰進一步拔高這一先天不足的傾向，這樣的推行不走向失敗還能是什么？姑且不論這種不加批判地倡導本也不合洋為中用的借鑒初衷。

綜上所述，民族音樂學傳入中國30年來的命運并不令人樂觀，但它還有發展的空間和時間，它今后的命運并不決定于它自身的固有特點，而主要是掌握在倡導者們的手中和中國傳統音樂學者的冷靜分析與合理運用的科學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