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音樂學家的三重焦慮

中國音樂學研究從轉譯西方學術著作為主的西方音樂史研究開始，到基于田野調查的中國民族民間音樂的收集、整理和描述性分析，發展至今，音樂學的面貌有的地方更加清晰，有的地方卻愈發模糊，音樂學的研究對象也存在許多值得探討之處。在日前由北京民族音樂研究與傳播基地、中國音樂學院音樂研究所主辦的“學統與創新——2016年北京民族音樂研究與傳播基地學術年會”上，與會專家學者的發言與探討中，流露出當下中國音樂學家的三重焦慮。

焦慮一：

“空村”現象嚴重，

民間音樂難以“在地化”

近幾年，“空村”研究在社會學領域已經成為一大熱詞。隨著中國城鎮化建設的推進以及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的流動，在中國不少地方出現了一個又一個空村。空村現象，也被作家、藝術家關注，2015年8月報告文學《大國空村》的出版，讓空村再次成為媒體的焦點。而空村與民族音樂學的研究關系，在中國音樂學研究領域卻是一個空白。

“鄉空了，人走了。自然也就沒有了音樂學家的田野。”西安音樂學院教授羅藝峰希望空村現象能夠引起音樂學家的重視——“鄉”的弱化或消失，不僅走失了民間音樂文化的發言者，他們成為既非鄉下人也非城里人的“低端現代化人群”，也成為既非民間也非專業的“演員”，同時也使民族音樂學家學術合法性的田野工作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在民間音樂難以“在地化”的時期，我們該做點什么？羅藝峰認為民間音樂原來賴以生存的原生空間已經瓦解了，民間生活變成當下的節目，更多地存在于媒體里、學院里、舞臺上和旅游景點。如，遷移到博物館內的古戲臺，與鄉野里的古戲臺已經不具有一樣的意義，“沒有了人氣”。又如，傳統意義上“走西口”現象已經解體了，所以相關歌曲已成為無對象的符號。

焦慮二：

學者田野實錄，

也可能引發版權爭議

田野工作，被認為是民族音樂學研究的靈魂、造就民族音樂學學者的搖籃。然而，本來滿懷熱情地深入到想要了解、學習、研究的音樂事象的社會環境中去進行親身體驗、實地采錄并做后期加工整理、論述的事情，在教育普及的年代，出現了新的、讓民族音樂學家著實頭疼的問題。

“現在，對本地區、本民族的音樂進行收集、整理、甚至進行簡單地介紹已是很多人都可以做的工作。特別是民族音樂學部分學者所強調的‘實錄’，學者們對此工作遠遠不如當地的工作者來得方便。學者們到了田野，方方面面都要向民間音樂工作者學習，從他們的口中和表演中習得相關知識，然后，把這些知識寫出來，成為學者們的成果。”中央音樂學院教授張伯瑜在曾經的工作中遇到多起音樂方面的版權糾紛，進而開始努力研究著作權問題。他表示，如果說，在教育未普及的社會中，這些工作也算是學者的貢獻的話，到了今天可能會出現問題。學者會發現，他們想寫的東西已經被當地“同行”寫過了，甚至發現當地的“同行”做得更好，而且，把口述材料轉譯為文字而成為學者的成果，也會引發版權爭議。

“音樂學是否走到了盡頭？學者處于一種尷尬的境地，沒有所研究的音樂的擁有權。如果音樂不屬于學者，音樂學屬于學者嗎？誰是學者？”張伯瑜提出走向“理解”的音樂學，即把知識的描述轉換成對知識的理解，因為音樂學已經不是美國民族音樂學家胡德所說的“有關音樂的知識”，而是有關對知識的理解。如此，是音樂學者工作“合法化”的一條路徑。

焦慮三：

音樂教育“中國化”路徑

尚在探索期

中國學習鋼琴的琴童究竟有多少？很難統計清楚，但業內共識，其數量是世界第一。這也是西方音樂教育體系在中國從學院滲透到社會的一個重要體現。盡管中國的音樂院校已經有了中國傳統音樂教育，但在武漢音樂學院教授周耘看來，仍然只是起到“裝飾”或者“點綴”的作用。

“構建中國特色音樂教育體系”，是當下音樂學界的一個焦點話題。重新審視中國音樂史的學術書寫傳統也好，嘗試寫作更能體現多元文化一體特色的中國音樂文化史也好，還是從聲樂、器樂教育上挖掘古譜、搜集民間傳統音樂、組建雅樂團等，都是在為構建中國特色音樂教育體系作出努力。

江西師范大學副教授劉雯專攻少數民族傳統音樂中的合唱音樂形式，她研究了德保北路壯族民歌、侗族大歌、傈僳族擺時、哈尼族八聲部民歌等等，深深感受到中國合唱音樂工作者必須融進中國傳統合唱音樂的田野實踐，使中國民族合唱理論在世界合唱學中從“孤芳自賞”到“不可或缺”。“我們現在提出保護和傳承中國傳統音樂文化，而任何的保護和傳承都不如讓傳統音樂融合在我們的生活中、融合在我們現代的創新中、成為現代音樂教育的中心。”

在周耘看來，讓中國傳統音樂文化進校園，把學校作為非遺傳承的重要平臺，是更為貼合中國國情的非遺保護和傳承路徑。他認為，對這些傳統音樂文化進行原生態的保護，已經錯過了最佳時機，因為現在去恢復傳統音樂文化原本依賴的社會生態已經不可能了。嚴格的傳承也就是非遺傳承，即把碩果尚存的傳承人請到學校培養新的傳承人，與受眾的傳承，即通過學校教育孕育新的生態環境，讓更多的人了解傳統音樂文化、懂得欣賞它，是可以雙向并行的。

專家們還表示，了解日本的音樂文獻文物資料、絲綢之路上的音樂，可以更加完善中國的漢唐音樂史；研究韓國的文廟祭孔，可以體會到中國周代音樂的規范；研究國家禮樂文化的重要載體——佛教音樂，能夠更加深刻地理解真正意義上的“中華樂教”；用精到的影視文本記錄民族音樂形態，則讓中國的民族音樂學能加速邁向民族音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