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萬川美考生爭取1500個名額，8萬國美考生爭取1600個名額，4萬央美考生爭取800個名額，這就是2018年的中國藝考現(xiàn)狀。

在中國美院建院90周年展上，許江院長說了這樣一句話：“90年的實踐，45000師生的追求，綴成三面獵獵飄揚的旗幟。”

一句話道出了國美的歷史，卻也透露出了一個不爭的殘酷事實：90年，一所美院90年歷史中招收學生的總數(shù)，才剛剛達到2018年這一年國美考生數(shù)量的一半。

數(shù)公里的考生排隊現(xiàn)場，壯觀的考試現(xiàn)場和堆成山的考卷，這樣的藝考和招生狀況，在中國，已經(jīng)持續(xù)了10年以上。中國美術學院副院長高世名常常對他的外國朋友們說，在中國搞藝術教育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首先是數(shù)量。

2017年，80歲的法國藝術家丹尼爾·布倫(Daniel Buren)來到中國杭州，專門拍攝中國藝考紀錄片而來，他非常震驚，難以想象在這個世界上還有這么多人希望學習藝術。

巨大的考生數(shù)量，巨大的藝考規(guī)模，使得中國藝術教育具有不同的意義。當然，無論東方西方，共同面臨著藝術的市場化、大學的體制化、感情的貧困化，藝術教育和美術學院的未來話題已經(jīng)不止是中國的問題，此時，如何在這樣種現(xiàn)實狀況中討論藝術教育的未來?如何重塑藝術的創(chuàng)造、藝術的教育?成為全世界藝術教育界持續(xù)討論的話題。

在中央美術學院建校百年，中國美院建校90周年，魯迅美院建校80周年的年度里，藝術教育的話題在中國似乎特別具有代表性。剛剛，中國美院就在中國美術館組織了一場名為“Panel 21:廿一世紀藝術/教育圓桌會議”的論壇，邀請了來自世界的藝術教育和藝術實踐專家，共同探討藝術教育未來的可能性。

藝考：讓答案在風中飄蕩

把鮑勃·迪倫的一句歌詞“答案在風中飄蕩”作為藝考考題，讓學生在6個小時里調(diào)動他的社會感知和對這句歌詞初步的文化思考創(chuàng)作出來。把 “幸福指數(shù)”作為考題，這個今天中國人都在關懷的關鍵詞，也是世界性的課題，讓考生通過關于此主題之下的關鍵詞用圖像來表達，這是2018年中央美術學院藝考的用意。

“這些年我們更多地加強了學生對社會感知的表達，而且逐步上升到他對文化的思考。”中央美術學院院長范迪安作為論壇首個發(fā)言嘉賓，觸及了中國藝術教育中最具體的問題，中央美術學院近兩年在藝考考題中的轉(zhuǎn)變已經(jīng)不再純粹要求考生表達物質(zhì)性的形態(tài)。

這樣的改變，央美并非是特例，近兩年的考題中，各個美院的考題也會涉及到關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內(nèi)容。川美考試就涉及了唐詩《送元二使安西》與賈島的《尋隱者不遇》;國美招生也在2017年要求考生根據(jù)劉長卿的《尋南溪常道士》完成一幅主題畫創(chuàng)作。央美中國畫學院更是要求考生自作詠春七絕一首。

看到這樣的考題，讓早已畢業(yè)的美院前輩們訝異的同時，也暗自慶幸自己生早了10年，才能遇到一道簡單人物組合的考題：“一個爸爸拉著行李箱，媽媽抱著小孩在火車站”。

否則，如果恰巧背不出那幾句：“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

那就只能讓“答案在風中飄蕩”了。

“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種現(xiàn)象學的考試，讓學生的天賦、修養(yǎng)和系統(tǒng)性思維能夠在一張簡單的畫面中呈現(xiàn)出來”范迪安說，如今的藝術招生正在努力尋找一些解決問題的方式。中國社會處于巨大的變革中，這樣的現(xiàn)實條件就決定了中國藝術教育要解決的幾個問題：首先是如何更好地選拔人才，選拔之后讓學生以怎樣的出發(fā)點進入這個教育空間。在信息時代、圖像時代，如何讓學生敏感地把握時代特征，在新的起點上尋找方法論，則是學生進入學校之后的另一個大課題。

我們來看看當下的美院還有怎樣的招生方式得以借鑒？蘇黎世藝術大學教授賈可·西賽爾認為，藝術學院已經(jīng)不再是傳統(tǒng)的媒介，信息社會中，通過學院教育成為藝術家也并非是唯一的出路，甚至通過學校教育成為藝術家的人已經(jīng)成為少數(shù)，這是當今大多數(shù)藝術學校面臨的困境。“如何使藝術院校改變這種現(xiàn)狀，通過藝術教育促進整個社會的發(fā)展?”這是他花了很多精力和時間來研究的課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論壇上的演講主題叫作“無條件的藝術大學”。他說：“我不知道如何帶領大家走向這方熱土，能做到的就是分享自己的經(jīng)驗。”

本科階段，蘇黎世藝術大學有一些特殊的招生政策，例如邀請化學系的畢業(yè)生來學習藝術，對移民也有開放性的招生政策，總之，如果有的人想學習藝術，就可以提交藝術項目的申請，目的就是不要喪失某些年輕的跨學科的年輕力量，而這種跨學科的力量會對所有學生都有影響。在碩士階段，則需要總體設計試驗性的實驗室項目。

“基于這樣的興趣，才能讓學生接受自學的能力，促進教學互動，學習超過自己學科內(nèi)榮的廣泛學習，只有這樣的鍛煉才能可能成為一名成功的藝術家。” 賈可·西賽爾說，這樣才能創(chuàng)造出21世紀所需要的藝術。

希望這個世界不僅只有科學家統(tǒng)治

從選擇什么樣的人才到培養(yǎng)怎樣的人才?是不是所有學藝術的學生都會立志未來做“藝術家”?藝術要起到怎樣的改變世界的作用?這藝術教育學者思考的未來，也是困惑。

賈可·西賽爾談到，在他們的教學中，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讓學生們決定他們畢業(yè)之后是不是想成為一名藝術家，或者是他們的目的是成為創(chuàng)意總監(jiān)或媒介作家。“他們可以在這個創(chuàng)意的經(jīng)濟中選擇不同的職業(yè)，或者成為混合職業(yè)的從業(yè)者。我們希望藝術家能融入不同的職業(yè)，就像哲學家、歷史學家和電影學家一樣，滲透到社會的不同角度。”

希望這個世界不僅只有科學家統(tǒng)治，這是賈可·西賽爾的期待。

來自瑞典隆德大學馬爾默藝術學院的瑪伊·哈薩格(Maj Hasager)女士則介紹了他們從2011年開始的一種批判思維的教學方式，在瑞典的藝術教育結(jié)構中，學生自我主導學習成為他們的實驗。簡單來說，學生可以領導自己的藝術進步，為自己的作品質(zhì)量負責。

從選定自己的學習目標到制定學習要求，再到分析評價自己的成果。馬爾默美術學院要求，教授是需要得到學生的邀請才能進入他們的工作室的。全部課程都由學生主導，學生自主設置課程，設置目標，選擇老師。

學院有4個項目，一共75個學生。第一是為期3年的學士學位，有基礎功課、有工作室的作品生產(chǎn)和一對一的導師。第二是為期兩年的美術碩士學位，最終每位碩士都有單獨的展覽和文章發(fā)表;第三是為期四年的博士學位，是高度試驗性的項目，焦點在于藝術思維的專業(yè)生產(chǎn)和理解。第四個項目是為期兩年的CPS碩士學位，每年只錄取10個學生，跟美術碩士學位不一樣，重點是在藝術的批判與教育研究。

“通過這樣的教育方法建立交流和學習的平臺，出發(fā)點是教育方法，不斷深化對話。” 瑪伊·哈薩格說，毫無疑問，這幾個項目中的學生，有的需要更多的指導和輔導，但同時也有一部分學生能夠做到更加實驗和前沿，而通過這樣的對話，藝術界的知識經(jīng)驗和講述能占領更廣闊的空間，這是最終目的。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陸興華致力于哲學研究，他引用了康德的觀點：如果藝術老師教學生是直接教做法是不對的。作為藝術老師，能夠影響學生唯一的辦法就是做作品時的那種風度，如此才能影響學生。如果老師非常清楚怎么教學生，那就變成技術。

荷蘭視覺藝術先驅(qū)、烏特勒克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研究生院院長翰克·斯勞格(Henk Slager)與中國的當代藝術發(fā)生了諸多關聯(lián)，他參與了2008年的上海雙年展、和2015年的廣東三年展，他將學院視為一種容器：“如果當代藝術學院整體讓我們失望，但是我們已經(jīng)看到新一代藝術家已經(jīng)與學院有了新的互動，讓學院成為一種交流式的平臺。重新塑造學院，給學院注入新的活力，讓學院成為藝術中心，這是學界共同關心的問題。”

“我眼中的大學不僅要培育未來的人才，我自己認為我的職業(yè)不僅僅是理解世界，也需要為世界的疑難雜癥找到解決辦法。”這是來自芬蘭阿爾托大學設計藝術學院教授于爾約·索塔瑪(Yrj Sotamaa)的觀點，當然這樣的疑難雜癥包括我們熟知的平等、自由、減少饑餓等，同時也包括那些人們生活日常的問題。

他還向人們介紹了自己的朋友、日本設計師榮久庵憲司。通過一個醬油瓶子設計來改變?nèi)藗兊娜粘Ｉ�活，而這樣改變背后總會有更大的原因，2013年，榮久庵憲司先生坐著輪椅來到上海講座，當時有一個學生問了他一個問題：你人生中做了這么多設，想擁有的影響力是什么?老先生的回答是：“試著能夠為世界增加美麗”。

有意思的是，這樣的藝術教育課程的實驗同樣也在國內(nèi)的藝術學院上演著。在中國美術學院90周年現(xiàn)場，有一個名為“東方絲竹”的展廳，是中國美術學院教授吳海燕帶著團隊對中國古代壁畫進行研究，并從中找到新起點，進而做出一整套有關衣食住行的設計。“這樣的空間讓我很感動”范迪安院長感慨，從中國古代繪畫色彩中進行研究并能轉(zhuǎn)化為今天的應用和獨立的藝術品，還能體現(xiàn)出美學上的東方感悟，這是中國藝術教育理應引導學生的方向，“學生的感悟力總是需要具體的門類入手來培養(yǎng)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領域里的穿行能激活他們年輕的思維。”

這不禁讓我們想到蔡元培所提及的“以美育代宗教”的說法，高世名也在中國美院建院90年展覽之際，多次提及這所學校的創(chuàng)辦者蔡元培建立學校的初心：要以愛美的心，真正地完成人們的生活。

人工智能時代的藝術何為？

但是我們又必須面臨一個異常現(xiàn)實的世界：集市已經(jīng)被亞馬遜和阿里巴巴所取代，論壇被網(wǎng)絡論壇取代，面對面的會面被Facebook所取代。在中國更是如此，我們還有微信和京東。

藝術家徐冰的《蜻蜓之眼》就是一件典型的能詮釋當下的影片，通過一萬多小時的監(jiān)控錄像串聯(lián)起一部有故事的影片。徐冰敏感地把握了信息時代、圖像時代的特征，并向觀眾準確地提示了我們今天所處的社會。

簡言之，我們每天都經(jīng)歷著人工想象，社會規(guī)則越來越依賴于算法，例如，在智能城市中使用大量的感應器和攝像頭來改善較管制;實施社會信用，以排除可疑的人。

這本應是一個越來越便捷的世界，但任職于德國呂納堡大學的許煜警惕，卻通過大規(guī)模計算來支配的時代已經(jīng)來到：“這是一個愚蠢和效率重疊的時代。”高世名也談到，技術的演進在明顯的加速，并不斷塑造和重塑我們的生活。“就像我們每隔一段時間就要被迫換手機一樣。手機以及這個技術的發(fā)展在引誘著我們，也在強迫著我們不斷地跟隨，一次接一次。不斷地跟它一起更新?lián)Q代，一起迭代。”

在這個時代，我們已經(jīng)不再是自然人，而是技術化的人。高世名也認為，這很大程度上把人類多元化的行動簡化成了簡單的“選擇”，并對我們今天的自主學習和自主生產(chǎn)帶來了巨大挑戰(zhàn)。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美學、藝術教育怎么辦?

翰克·斯勞格也談到在這樣一個扁平化的世界中，缺失的的是對藝術的專注力，而藝術教育的則是基于學生體驗這種專注力的形態(tài)。

在今天，藝術很重要的作用是喚起我們學習母語的狀態(tài)，高世名這樣談到：“因為母語是我們與世界之間所簽訂的一份契約。喚起這種學習母語的狀態(tài)來學習藝術，就是作藝術本身。藝術的學習就是藝術本身。藝術必須是全身心的投入到經(jīng)驗與經(jīng)驗的重塑之中，而經(jīng)驗的重塑也就是自我的重塑，而藝術創(chuàng)造的過程也是我們自我發(fā)明的過程。最關鍵的問題仍然是自我的發(fā)明。藝術的創(chuàng)造指向的就是主體性的生產(chǎn)和自我的發(fā)明。”

許煜覺得，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之下，可見的未來中，真正的藝術家都是最可疑的。“尤其是藝術家只愿意追捧新技術，他們難免最終成為二三流的工程師。”而這時，有必要把“蔡元培”帶入當代，重新審視美育在社會發(fā)展中的作用，或許“美育”是應對日益洶涌而來的技術時代新的社會系統(tǒng)的建設。

高世名說：將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拿到當下，其意義并非是讓美學和藝術成為添補空位的東西，而是要重新組裝這個系統(tǒng)。除了自我發(fā)明之外，在高世名看來，藝術和藝術教育在他看來至少有一個責任，就是讓這個系統(tǒng)始終處于變動不安之中。

“此刻，是世界藝術史上的幕間時刻，一幕已經(jīng)結(jié)束，下一幕還未開啟。在這個幕間時刻，藝術教育的破局與開局，正在沉默中醞釀展開。”這正是高世名寫給世界各地嘉賓的邀請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