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計算機作曲的文章
在我還年輕時 — 也就是寫下《哥德爾、艾舍爾、巴赫》那時 — 曾問過自己這么個問題：“計算機程序會有寫出優美音樂的那一天嗎？”然后做出了如下推斷：“計算機作曲程序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會產生什么有新意的成果……‘我們就快能用一臺批量生產的二十塊錢郵購獲得的預置程序桌上型音樂盒子中那貧乏的電路寫出肖邦或巴赫假如活到今日將寫出的曲子’ — 這種念頭，哪怕只是想一想 (事實上我的確聽人如此提過)，也已是對人類心智深度的一種荒誕可恥的誤估。”那時我的調子就是如此這般。
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后，我是如何看待這種推斷的呢？說不準。這些問題已困擾我多年，直到現在還是沒找到一個確定的解答。 1995 年春，我偶然發現了 David Cope 的《計算機與音樂風格 (Computers and Musical Style)》一書，他是加州大學圣克魯斯分校的一位教授。在書中我注意到了一首模仿肖邦風格的馬祖卡舞曲，它是由 Cope 的 EMI (“Experiments in Musical Intelligence (音樂智能實驗)”一詞的縮寫) 程序所譜的。之所以能引起注意，是因為作為畢生的肖邦愛好者，我覺得沒什么偽托肖邦的曲子能騙過我的眼睛。所以我直接在鋼琴上即興把這首 EMI 馬祖卡反復彈了好些次，每彈一次，我的困惑與驚訝便增加一層。
盡管能間或能聽出些小瑕疵，這首曲子還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它似乎在“傾訴”著什么。如果誰告訴我它是出自人手，我絕不會懷疑它的表現力。這首曲子聽來有些懷舊，帶點波蘭味道，而全無抄襲嫌疑。它是嶄新的，而又毫無疑問地刻上了“肖邦風格”的烙印，卻不令人覺得情感空乏。我的的確確受到了震撼：抒情的樂曲怎么能從一個從未聽過一個音、從未活過一秒鐘、從無一絲一毫情感的程序中寫出來？
越是糾纏于此，我就越是困擾 — 但也越是為之著迷。這里確實有個不符情理的矛盾，狠狠將了我一軍。但我不會就此拒絕承認，認為 EMI 無關緊要或缺乏樂感，不然這只能說明我的怯懦心虛而已。我要直面矛盾，與這個怪異的程序奮戰到底，因為它動搖了早在我內心深處的信念：關于音樂的神圣地位的信念、關于音樂是人類靈魂的終極圣地的信念。這也是人工智能在奔向思維力、洞察力與創造力之前的最后障礙。
如果我只是看過 EMI 的架構而未聽過任何它的產出，我肯定不會把它放在心上。盡管 Cope 在 EMI 上花的功夫比大多數人工智能研究者在任何項目上花的功夫都要多得多，EMI 的基本原理在我看來并不新鮮，甚至顯得沒什么前途。顛覆我看法的是 EMI 所譜的曲子。
后續的幾個月里，我在美國和加拿大的許多地方做了關于 EMI 的講座，令我大為驚訝的是，幾乎沒有幾個聽眾對 Cope 模擬藝術創造力上的這一妙著感到沮喪，幾乎沒有誰感到威脅或擔憂。反之，我卻覺得某種能顯示人類深邃思維的崇高性不復存在了。對我來說，不僅丟臉，還很可怕。
EMI 中最深層次的原理是被 Cope 稱作“重組音樂 (recombinant music)”的原理 — 從一名作曲家的作品中識別出不同類型的重現結構，然后以新的排列來復用這些結構，依此產生一份“同樣風格下的”新作品。你可以想象 EMI 在學習了貝多芬的九首交響曲后，自行譜出《貝多芬第十交響曲》的情景。
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后，我是如何看待這種推斷的呢？說不準。這些問題已困擾我多年，直到現在還是沒找到一個確定的解答。 1995 年春，我偶然發現了 David Cope 的《計算機與音樂風格 (Computers and Musical Style)》一書，他是加州大學圣克魯斯分校的一位教授。在書中我注意到了一首模仿肖邦風格的馬祖卡舞曲，它是由 Cope 的 EMI (“Experiments in Musical Intelligence (音樂智能實驗)”一詞的縮寫) 程序所譜的。之所以能引起注意，是因為作為畢生的肖邦愛好者，我覺得沒什么偽托肖邦的曲子能騙過我的眼睛。所以我直接在鋼琴上即興把這首 EMI 馬祖卡反復彈了好些次，每彈一次，我的困惑與驚訝便增加一層。
盡管能間或能聽出些小瑕疵，這首曲子還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它似乎在“傾訴”著什么。如果誰告訴我它是出自人手，我絕不會懷疑它的表現力。這首曲子聽來有些懷舊，帶點波蘭味道，而全無抄襲嫌疑。它是嶄新的，而又毫無疑問地刻上了“肖邦風格”的烙印，卻不令人覺得情感空乏。我的的確確受到了震撼：抒情的樂曲怎么能從一個從未聽過一個音、從未活過一秒鐘、從無一絲一毫情感的程序中寫出來？
越是糾纏于此，我就越是困擾 — 但也越是為之著迷。這里確實有個不符情理的矛盾，狠狠將了我一軍。但我不會就此拒絕承認，認為 EMI 無關緊要或缺乏樂感，不然這只能說明我的怯懦心虛而已。我要直面矛盾，與這個怪異的程序奮戰到底，因為它動搖了早在我內心深處的信念：關于音樂的神圣地位的信念、關于音樂是人類靈魂的終極圣地的信念。這也是人工智能在奔向思維力、洞察力與創造力之前的最后障礙。
如果我只是看過 EMI 的架構而未聽過任何它的產出，我肯定不會把它放在心上。盡管 Cope 在 EMI 上花的功夫比大多數人工智能研究者在任何項目上花的功夫都要多得多，EMI 的基本原理在我看來并不新鮮，甚至顯得沒什么前途。顛覆我看法的是 EMI 所譜的曲子。
后續的幾個月里，我在美國和加拿大的許多地方做了關于 EMI 的講座，令我大為驚訝的是，幾乎沒有幾個聽眾對 Cope 模擬藝術創造力上的這一妙著感到沮喪，幾乎沒有誰感到威脅或擔憂。反之，我卻覺得某種能顯示人類深邃思維的崇高性不復存在了。對我來說，不僅丟臉，還很可怕。
EMI 中最深層次的原理是被 Cope 稱作“重組音樂 (recombinant music)”的原理 — 從一名作曲家的作品中識別出不同類型的重現結構，然后以新的排列來復用這些結構，依此產生一份“同樣風格下的”新作品。你可以想象 EMI 在學習了貝多芬的九首交響曲后，自行譜出《貝多芬第十交響曲》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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