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屬舞種方法――頻分爭議的云南民族歌舞

有說“舞臺藝術舞蹈根本就不存在原生態”；有說“‘原生態’是為了宣傳，是一種市場炒作”；有說“這是一種‘誤導’”。楊麗萍面對“央視”《面對面》答說：“生活中就有舞蹈，我跳的是生活中本來就有的舞蹈，這就是‘原生態舞蹈’。”前不久《云南映象》又有從“民族的”走向“世界的”議論。

2007年在第六屆“荷花獎”民族民間舞蹈比賽中，云南的《跳菜》、《孔雀》、《紅腰箍》又發生了爭議。對于《跳菜》，反方認為“這是一個原生態舞蹈，咬著桌子轉圈是雜技”，意思是不應該參加“荷花獎”比賽；正方道： “民族舞蹈傳達的是本民族的文化，《跳菜》就表現了彝族人民的一種文化。”

對于《孔雀》，反方指日“上報的是群舞，跳的是單人舞，后面襯舞應是舞美的事”；正方認為這是創造――“我們不僅看到了一只孔雀在飛，而且看到了滿臺者在飛舞”。

在近年的“央視青歌賽”以及音樂界，也因是“美聲”還是“昏族”、是“民族”還是“原生態”唱法而有與上述舞蹈界類似的與議。總而言之，這應是一件好事。

焦點問題

云南民族歌舞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了文藝評論、藝術教育、藝術分類、藝術賽制、民族傳統藝術的繼承與發展、西方藝術的借鑒等多方面的問題，諸多爭議，觀點紛呈，焦點何在？本文擬將問題聚焦在舞蹈作品的“族屬”、“舞種”以及民族舞蹈的基本創作方法上，也即各民族傳統舞蹈文化的繼承與創新這一我國民族藝術發展的方向性問題上。

首先是“族屬”問題。我國有56個民族，每個民族都有其獨特的文化，每個民族的文化都得到發展，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百花齊放，才是絢麗和諧的藝術大花園。因此，我們的民族舞蹈作品有其明確的族屬是很重要的。

民族舞蹈作品的族屬問題又涉及舞種分類，是很復雜的，云南的民間舞蹈如“銅鼓舞”、“葫蘆笙舞”的族屬至今！難以確定。舞臺藝術舞蹈方面，以楊麗萍的作品為例，《兩棵樹》和歷年出現的《追魚》、《孔雀飛來》、《邵多麗》、《幸福像花兒一樣》都可以說是“傣族舞蹈”；《雀之靈》、《月光》就很難說是“傣族舞蹈”，稱之為少數民族題材的“當代舞”似乎更恰當；而《綠色》就是一個“當代舞”。

至于《女兒國》，題材是“高原的女人”，穿的是花腰傣服裝，音樂是彝族的，歌詞是創作的，舞語是楊麗萍風格的動作，這樣的作品就很難確認它的具體族屬。如果僅以穿著花腰傣的服裝就認定它為“傣族舞蹈”，這是欠妥的。

服裝對于舞蹈來說是外在的標識，不是舞蹈本體的特質，因此不能以服裝來認定一個作品的族屬。《女兒國》整合了多個云南的民族文化元素，給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云南的少數民族舞蹈。

“族屬”與“舞種”問題，每屆比賽都有爭議，但不激烈，可能是編導、評委對我國眾多民族的舞蹈不甚熟悉，沒有把握，只要說是某一民族的（題材、服裝）就算是這一民族的舞蹈了。民族舞作品的族屬問題關系到各民族的舞蹈藝術更深入地繼承與發展創新的問題。

解決方法

民族舞蹈比賽和爭論的目的，都在于發展民族舞蹈藝術，重點應是民族舞蹈作品的民族性，在于表現特定民族之文化個性及其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因而繼承、發展屬于這一民族文化個性的舞蹈應是首要的目標。

凸顯民族舞蹈作品的民族文化個性，其基本方法應是以這一民族的舞蹈語言表現這一民族的題材。題材是作品的內容，舞蹈語言是作品的載體。只有一個民族舞蹈作品的內容、語言載體都是這一民族的，其民族文化個性才能突出，作品的族屬才能認定。

民族舞作品族屬的主要區別首先在于舞蹈語言，題材次之，因此重要的是在民族舞蹈語言上下功夫。《跳菜》、《太平王妃》、《圣湖的女兒》、《幸福像花兒一樣》、《豐收時節》，這些舞作都是以發展創新的本民族的舞蹈語言表現其民族題材的，“族屬”很明確，都有鮮明的民族文化個性，很鮮活。

我們說以某一民族的舞蹈語言進行表現，是要使這一民族的舞蹈更富有其民族特色，而非削足適履，“摁著牛脖子吃水”，顛倒形式與內容的關系。第六屆“荷賽”中有幾個“岜沙人”的舞蹈，從發式、服裝及用長火藥槍打獵，都有“岜沙人”的特點。

據說“岜沙人”沒有本族人的傳統民間舞蹈，現用的動作多是從一般生活動作提煉而來，舞蹈語言沒有這一民族的特點，沒有看到一個民族舞蹈作品應有的民族風格濃郁且貫穿始終的“主題動作”，像是少數民族題材的“當代舞”。

一個民族的文化個性和特有的文化心理，表現在這一民族的性格和氣質上。性格是一種精神狀態，是一個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的體現。氣質是透過演員表現出來的，《跳菜》、《瞧……這幫鼓架子》、《云南映象》中的多段群舞，都散發著濃厚的泥土氣息，表現出民間舞者在舞蹈時的精神狀態。

其實《跳菜》、《云南映象》中的“花腰跳樂”、“打歌”等都可以說是創新的，它們的功能、性質已經轉變，已從民間自娛性舞蹈轉化成舞臺表演藝術舞蹈，但由于演員氣質的感染，給人感到還是“原生形態舞蹈”。